叶嘉莹古代诗词的美感特质( 四 ) 中华好诗词5

至于说到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用处，我个人以为也就正在其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的富于联想的活泼开放的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关于这种功能，西方的接受美学也曾经有所论及。按照西方接受美学中作者与读者之关系来看，则作者的功能乃在于赋予作品之文本以一种足资读者去发掘的潜能，而读者的功能则正在使这种潜能得到发挥的实践。而且读者在发掘文本中之潜能时，还可以带有一种“背离原意的创造性”，所以读者的阅读，其实也就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而这种过程往往也就正是读者自身的一个演变和改造的过程。而如果把中国古典诗歌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典诗歌的特色实在是以这种兴发感动之作用为其特质的，所以《论语》说“诗可以兴”，这正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宝贵的传统。
“我开蒙读的书就是《论语》，《论语》对于我做人的思考影响巨大。”
“我相信，宇宙间确有一种属灵的东西，我不但相信，而且感觉得到，也体会得到。”
■：您近些年花了很大力气教儿童学习中国古诗词，几年前还在天津出版过一本有声读物《与古诗交朋友》，您做这些工作，主要是精神寄托，还是认为这项工作有实际的效用？
□：我这个人不需要借假任何外物来寄托我的精神。我做这些工作，还是觉得中国古典诗词的内在精神和兴发感动的生命，不应该中断，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越来越不受重视的今天，通过认真地学习古典诗词，可以让传统获得一种新的生命力。
我之喜爱和研读古典诗词，本不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感动和召唤。在这一份感发生命中，曾经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所以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其实我一生经过了很多苦难和不幸，但是在外人看来，却一直保持着乐观、平静的态度，与我热爱古典诗词的确有很大关系。现在有一些青年人竟因为被一时短浅的功利和物欲所蒙蔽，而不再能认识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的提升的功用，这自然是一件极可遗憾的事情。如何将这遗憾的事加以弥补，这原是我这些年来的一大愿望，也是我这些年之所以不断回来教书，而且在讲授诗词时特别重视诗歌中感发之作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虽然我也自知学识能力都有所不足，恐终不免有劳而少功之诮，只不过是情之所在，不克自已而已。
我女儿说，唐诗宋词是我妈妈最爱的，她一生都在与诗词恋爱，而恋爱的人总是年轻的。我一生经过几次大的打击，在那样一种生活中，我曾最常记起来的，就是静安先生用东坡韵咏杨花的《水龙吟》词的头两句：“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坠。”我以为自己便也正如同静安先生所咏的杨花一样，根本不曾开过，便已经零落凋残了。不过我的性格中却另外也有着极为坚韧的一面，我可以用意志承受许多苦难而不肯倒下去，更不愿在不幸中接受别人的怜悯和同情。因此多年来我未曾向任何人透露过我不幸的遭遇，而外表上也一定要保持住我一贯的和愉平静的表现。
■：这与您信仰宗教是不是有关系？许多人虽然知道您在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方面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成就，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您在上个世纪50年代信仰了基督教。作为一位成长于中华传统文化、并且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最深刻体认的中国人，作为一位真正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您为什么会有这种选择？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我接触宗教很晚，我们家也都不信教，而且也从不和信教的人来往。上大学以后，顾随老师讲课，经常引用禅宗语录，使我对佛教开始有了一些兴趣，后来就自己找来《传灯录》看。1946年初，我在报上看到消息，说某教堂有个春节布道会，我就跟一个亲戚去听。记得那个教士姓毕，是个女的。我当时听了毕教士的所讲，觉得有道理，心里也有些感动，但当时并未接受洗礼。我正式接受洗礼是在台南，1957年春天，我和我先生一起接受了洗礼。不久小女儿言慧出生，周岁时自然也接受了洗礼。我也曾做过“主日学”的教师，教最小一班的孩子，讲《圣经》的故事，也在姊妹会讲过。但是我女儿小慧总说我是不虔诚的基督徒。其实，我开蒙读的书就是《论语》，《论语》对于我做人的思考影响巨大。当时听到“朝闻道，夕死可矣”，被深深地吸引，心中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怎么有那么重要，以至于宁可死去。总之我相信，宇宙间确有一种属灵的东西，我不但相信，而且感觉得到，也体会得到。我这个人天生注重精神、感情，不注重物质、身体，也许这是个缺点。但我生性如此，也只好把缺憾还诸天地了。顾羡季先生曾说：“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一个人只有在看透了小我的狭隘与无常以后，才真正会把自己投向更广大更高远的一种人生境界。诗歌的研读，对于我，并不是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