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词历史( 八 ) 回首工作历程的诗词

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
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
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
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
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
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
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
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
《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
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
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
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
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
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
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
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
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
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
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
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
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 。
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
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
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
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
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
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
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 。
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
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