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写过哪些豪迈的诗词？( 六 ) 豪言壮语豪迈诗词「问人人知识网」

随东坡在宝刹庙堂间释怀、于亭台水阁畔咏叹，苏轼思想的不系之舟如缕缕浓淡相宜的翰墨在他沉浮而又泰然的人生沧海里宛然流转：早年乐道、贬居好佛、晚年更趋向诸家并收的大致走向，体现着他思想体系蕴含的愈加成熟的包容心态。
可其中一篇《中和胜相院记》却一反常态，不但斥僧侣所习经典为“荒唐之说”，更把佛家讲经说法的庄严道场归于“设械以应敌，匿形以备败”的虚伪骗局。
试想一个在佛法讲论中乐在其间、津津乐道与僧道交游之趣的苏轼突然正襟敛容，变得与之水火不容。
思维波澜如此起落，不由得让人好奇。
曾枣庄先生在《苏轼评传》里谈到过《中和胜相院记》，指出它体现了苏轼“对佛教的真正态度” 。
表面看来，这似乎成了曾先生赞成苏轼内心实际排斥佛教观点的确证；但细而论之，这句话应该有两方面的含义：一者佛教不等同于佛法，作为士大夫的苏轼对佛法尽可情有独钟，却不意味着一定要将原有的刻骨铭心的儒家思想抛弃殆尽，转而对佛教顶礼膜拜；另一方面，尽管苏轼对释道两家思想深以为然，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虽然已经表现了“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的看空自身的觉悟，却仍未忘怀“黄州、惠州、儋州”的“平生功业”；越是有岁月伴着理想一起失落而万物皆空之感，越是引以为憾--因为作为一个儒者的自居，始终是盖过其它的。
因此，坚守儒学正统的苏轼对所谓“异端”的佛教会有或多或少的贬斥与怀疑；但就佛学思想来说，不但没有在文中对此妄加评论，还能在诸多的佛偈禅机里含英咀华，于进退得失的夹缝之中，游弋在儒释道思想交合的浩浩瀚海。
那么，对佛教成道途径的可行性、乃至于沙门僧侣素养深浅的非难，可以看做苏轼对当时客观存在的某些混迹佛门的不肖子弟狐假虎威行为的讥刺，却并不算违背他对佛教一以贯之的态度；可是《中和胜相院记》中对佛家学说所表示出的非同寻常的迁怒，还是令人疑惑。
既然不能在一般思想倾向上找到突破，那结合该文创作的年代背景以寻找线索，则又辟出另一条探索蹊径。
孔凡礼《苏轼年谱》记载了《中和胜相院记》创作于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是应惟简大师所请而记之。
当时正处于其父苏洵去世（1066年）到服丧期满（1068年）之间，苏轼虽暂时居丧在家，但之前仕途顺利，并没有像后来多遭贬斥的现实那样，有更多的切身感受和充裕时间来思考佛学的博大精深；至于结合自己亲身经历来切身体会解脱之道，更是后话。
要苏轼在从小耳濡目染的儒家通往济世立功的有为之路上，既看到佛光普照下空色如一的般若佳境，又要乘着道家凭虚御风的鲲鹏而作逍遥之游，可谓难上加难。
不独当时，即便来到了早已经历过几落几起的元祐五年（1090），深通佛法、业已悟及功名外物皆为虚幻的苏轼，在出任杭州知州时，还是在《乞子珪师号状》中建议朝廷赐予有功于钱塘六井疏浚工程的子珪和尚尊贵的师号，以彰其功。
当苏轼为官一任时，压倒其精神世界的仍是济世建功的儒者情怀，之前佛家的四大皆空在此之下便显得不合时宜了。
故而，尚处于仕宦事业上升阶段的苏轼对佛学的初步涉猎，还不足以让他像维护儒学正道那样对之誓死捍卫。
苏轼签判凤翔其间，“王彭（大年）为监军。
与彭游甚密，彭为言佛法” 。
苏轼自己在《王大年哀词》中也回忆说：“每为出一篇，辄拊掌欢然终日。
予始未知佛法，君为言大略……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 。
苏轼早在之前就已接触佛学典籍，并坦率地以“喜”字系之；加之向他“言佛法”之人是与之亲密无间的王彭，可见苏轼从一开始对佛学及其爱好者都充满了好感。
另外，从《中和胜相院记》开头所引述的成佛经过来看，他不但熟知佛经阐述的苦难解脱之道，还交结惟度、惟简等僧侣多时。
在这种情况下，居丧其间的苏轼对佛家经典绝非一知半解，相反早已对此饱有浸淫。
通观全文，绝大部分的篇幅，是对“弃家毁服坏毛发”的佛教招人入教的合理性，以及自己不学无术反靠装神弄鬼欺世盗名的部分教徒的讥讽，至于佛学所被斥“荒唐之说”的池鱼之殃，则更像是一笔带过的意外。
所以，《中和胜相院记》并不像作者笔下激烈的言辞那般对佛教、佛子和佛学没有区别地大加挞伐。
他的笔伐口诛，主要是对干扰正常农耕赋役生活的佛教活动、滥竽充数的僧侣宗教文化素养的担忧，以致言语锋芒过处，兼及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