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映泉同时发现 ， 其实有85％的学生希望自己在初中毕业之后继续读高中 ， 而实际结果与学生意愿相去甚远 。他认为 ， 打工子弟学校教育质量整体不高 ， 这让一部分学生过早对学业失去兴趣 ， 但真正使这个群体失去教育梦想的 ， 是以户籍制度为主的一系列体制性障碍 。
对此 ， 沈金花也表示 ， 原来一些打工者认为孩子只要读了小学、进公立学校 ， 然后就可以继续读高中或者职高 ， 甚至进入大学 ， 一步步改变自己的人生 。但是在2014年之后 ， 由于非京籍子女无法在北京普通高中借读 ， 很多学生对自己的未来感到犹疑 。
在宋映泉看来 ， 上海和广州曾经的做法值得借鉴 。
上海在2008年到2012年间 ， 曾开设新的公办学校用于接收打工子弟 ， 并给与民办学校财政上的扶持 ， 降低入学门槛 。广州则为打工子弟学校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但是在2014年国务院出台户籍改革文件之后 ， 特大城市开始严控人口 。户籍改革与城市规划、人口控制是否应该放在一起？这值得商榷 。”宋映泉说 。
在采访过程中 ， 《财经》采访人员发现 ， 虽然很多家长选择让孩子返乡读书 ， 但是家长并未跟随子女回乡 。
宋映泉介绍 ， 目前已有研究表明 ， “回流”经历会对儿童产生消极影响 ， 主要体现在学习成绩差、阅读能力低 ， 降级留级等方面 ， 而在人际关系中 ， 回流儿童更可能遭受校园欺凌或者成为施暴者 。
（本文首刊于2017年8月2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