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有名的古诗怎么写？( 二 )

“东海如碧环，西北卷登莱。云光与天色，直到三山回”四句;《神女庙》中“大江从西来，上有千仞山。江山自环拥，恢诡富神奸”四句，同样都运用了大胆的想像与夸张，描写也很细腻生动。不过与白居易比较而言，白诗将笔墨集中在人物身上的更多一些，而苏诗则集中在周围相关景物上面的更多一些。而将笔墨集中在人物身上，尤其是在涉及女性题材时，白居易自然更容易受到“近亵”之类的指责;将笔墨集中在周围相关景物上面，则可以有效避嫌，避俗。苏轼对白诗最熟悉不过，是否有意以此避嫌，笔者不敢妄加揣测，但其中应该有一定关联。这从白、苏二人关于女性题材的怀古诗作的比较中，从苏诗尽量不将笔墨放在人物身上这一点，可以看出端倪。
二、二人怀古诗作艺术风格的不同之处
白居易与苏轼二人怀古诗作艺术风格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用典的多少。
众所周知，白居易的诗作由于强调补察时政的作用，所以重写实，尚通俗。用典不多。这在上文白居易关于君王治国题材的怀古诗中，可以找到有力的证明。当然，也正是由于白居易这样的一贯风格，也才使得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长恨歌》的艺术风格备受关注。其实，作品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是白居易作为一位文学大家的特点，他将自己的诗集加以细化分类，不同题材、不同风格表现不同的主题。
而苏轼，大量用典的.突出特点，既成就了他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使得他与后继者辛弃疾等宋代文人，饱受后人指责，掉书袋，两脚的书柜等恶评不绝于耳。对于此种情况，应辩证看待。苏轼本身就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加上他的天才般的博闻强识与笔下才力，使得他能够对众多典故信手拈来，随意挥洒，举重若轻，不着痕迹，甚至是一些生僻的典故，也能诗兴所至，任意驱遣，遂令一些读者难望项背，不知所云，留下了很多的阅读障碍，不满之意也油然而生。如《骊山》一诗中“可怜吴楚两醯鸡，筑台未就已堪悲。长杨五柞汉幸免，江都楼成隋自迷。由来留连多丧国，宴安鸩毒因奢惑。三风十愆古所戒，不必骊山可亡国”八句，就是典型代表，中间依次运用吴楚、汉代、隋朝的典故，甚至用了颇为生僻的“三风十愆”的典故;又如《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地属金山，故作此诗与金山长老》中“东方先生好自誉，伯夷子路并为一。杜陵布衣老且愚，信口自比契与稷。暮年欲学柳下惠 ,嗜好酸咸不相入”六句，顺势举出东方先生、伯夷子路、杜甫、柳下惠等几人的典故。所以，清人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批评道：“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苏子瞻、黄鲁直亦獭耳。……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这一批评明显出语过激，有失公允，苏轼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中的地位，早有定论，王夫之之言仅作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