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变”梁启超 “|善变|”|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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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变”梁启超】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从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开始，到1929年逝世，梁启超在他30多年的政治历程中，几乎将自己的名字与中国近代史上每一件大事都联系在一起。而且，他先后与中国近代史上各种思潮、各种政治派别都有密切的接触，其生前的声望也被各种力量借重。在他逝世的时候，北京和上海都召开了追悼会，无数人自发地参加。这是梁启超一生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他几乎受到各个方面的欢迎和重视。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梁启超也被称为在政治上是“善变”的。
梁启超的确是“善变”的。他支持过变法维新，也靠近过孙中山的武装革命;他既支持革命，又被认定为是一个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者;他大力提倡君主立宪，又鼓动段祺瑞发兵推翻张勋辫子军的复辟;他曾经想借助日本的力量改变中国，又很早就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他拥护过袁世凯的强人政治，试图与袁世凯一文一武联手治理中国，又策划自己的学生蔡锷领兵反对袁世凯;他向中国大力介绍西方思想，提倡“德先生”“赛先生”，并一手直接促成了五四运动，最终又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要用东方文明来拯救世界……赞扬梁启超的人说，他的善变是与时俱进;批评梁启超的人说，他的善变是政治投机;维护梁启超的人说，他善变的背后，有“内在的一致性”;抨击梁启超的人说，他的善变是自相矛盾、无所依靠的彷徨等等。于是，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每一个政治流派，都能从梁启超那里找到支持，同样也能找到反对。梁启超从学术思想到政治领域的“善变”，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奇观。
我不认为梁启超的“善变”是政治投机，相反，我认为，梁启超在政治领域的每一个选择都是真诚的。那么，又如何解释他在政治上没有主见、没有长性呢？人们评价梁启超，有一个词经常提到，说梁启超“学贯中西” 。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描述。在某些专门领域，梁启超可能不如某些“专家”，但是，从整体上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少有的人物，他最突出的地方就在于：对于东西方文化，梁启超比同时代的其他人都更接近了两者的本质。
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变动巨大的时代，后人说，这是一个“新思想”层出不穷的时代。实际上，这种描述并不准确。在那个时代出现的所有“新思想”，其实都是既有的“旧思想”，只是对某些以前没有接触过某种思想的人来说，它可以是特定的“新思想” 。因此，在那个巨变的时代，有些人因为接触了某一种“新思想”，便以为找到了新世界的真理。这样的人，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非常多。有人认为实用主义是唯一，有人认为无政府主义才是真理，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才是正路……对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很多人都只是盲人摸象，以为窥一斑便能知全豹。而梁启超与他们不同，梁启超几乎在各个领域都触及到东西方文化的本质，他是那个年代在思想上与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同时都最接近的人。而其他很多知识分子，大多只是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侧面接近了本质。因此，当不同的思想和政治流派互相角逐的时候，梁启超要么成为各派争取的对象，要么成为各派批评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