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变”梁启超( 二 ) “|善变|”|梁启超|

举个小例子。梁启超在清华的时候，向校长推荐了陈寅恪。校长问：这个陈寅恪是哪个洋学校的硕士、博士？梁启超说：没有。校长又问：这个陈寅恪有什么专著？梁启超说：也没有。校长说：这就很难办，怎么能让这样一个人来当教授？其实，校长对于梁启超这个推荐的反应，完全是西方化的，从西式学校的角度说，校长的反应很正常，毫无破绽，也无可厚非。但是，梁启超说：陈寅恪的几百字就超过我的全部文字。于是，校长不得不答应梁启超。梁启超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可以说完全是中国传统式的。中国传统的教育以及对人才的认识，就是不讲究职称、著作之类身外之物的，但他又确实是要给陈寅恪谋一个西方化的教授头衔。梁启超在教育和人才问题上，对于东西方文化实质的同时把握，使得他高出了校长。这样一种东方传统的流露，在梁启超身上显得极为自然，并没有刻意的痕迹。
教育问题只是很小的一个方面，在政治、民主、经济、国家利益等等很多问题上，梁启超都同时接近了东西方文化的本质，而不像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只是有限地在自己的知识范围内，达到“专家”的本质，却不能像梁启超一样视野开阔与真知灼见并存。但是，梁启超的问题在于，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本质了解都很深入，却未能将其协调起来。因此，梁启超著作甚丰，一生写了1400多万字，却没有鲜明的主张。谁都可以从他那里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以至于如今，主张发扬五四精神，推行“德先生”“赛先生”的人，可以拿梁启超做旗帜。而被“五四”批判的儒家学说，在新儒家的目光下，梁启超同样也是新儒家的代表。造成这种奇观的原因，就在于梁启超对东西方文化都有本质性的把握，却未能将其协调。
梁启超晚年因尿毒症到协和医院开刀，结果，美国人开的医院居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医疗事故。梁启超的坏肾没被切掉，另一只好的肾居然被切掉了。本来，梁启超的家人朋友要向协和医院兴师问罪，提出赔偿，但是，梁启超因担心影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前途，在病榻上用中药养病调理的时候，居然还写文章为协和医院辩护，其他人也只好不了了之。手术8个月后，梁启超病逝。这件事情仿佛也是一个象征：他对中医和西医都有信赖，但没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最终伤害了自己。反过来说，如果这个不幸没有发生，梁启超再有一段健康的生命时间，也许，他就能把自己的观念协调起来，变成一个真正的理论。
梁启超的“善变”是因为他在历史巨变时期，在复杂的政治领域，随时都能发现每一种政治主张和政治势力都有符合东方或西方文化本质的道理，而不像只接受某一种主张的人，只认为自己的方式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因此，与自己不同的政治行为，都是应该被批判打倒的。梁启超则在不同的政治流派中，都深刻地看到各自的合理性，即便在袁世凯身上也一样。因此，梁启超的“善变”不是因为政治投机，而是因为他把每一种合理性都当成可能的终极价值，这也成为梁启超的遗憾。在巨变的时代，他没有能够把他所认识到的、丰富的合理性，变成一个纲举目张的思想体系。按照梁启超的遗愿，他的墓碑上没有评价性、总结性的文字，也许就是他自己对这一点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