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在上的科学( 二 )


1963年和1965年,吴天一在我国首次综述报告了高原肺水肿和成人高原心脏病 。他也是我国第一个报告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的专家 。
从20世纪80年代起,研究所开始组织“高原医学远征军”,科研队前往以藏族为主要群体的高海拔县域,进行以高原心、肺功能为中心的现场研究 。
村子不通公路,队员必须骑马 。“曲麻莱(县)骑马来,就是说你得骑马才能来 。”吴天一笑称自己的马术不在医术之下 。选坐骑时,吴天一总是让别人先挑,并要求把性子最烈的马留给他 。
仪器、发电机、行李由牦牛来驮,吴天一设计了一个仪器架,放在牦牛的背上,以保证设备不会被颠坏 。
到了村里,支开的帐篷变成临时实验室,发电机一响,村民都以为是电影放映队来了 。“没见过医生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吴天一说 。他近20年都待在青藏高原的牧区,收集整理了数十万份临床资料 。吴天一能讲漂亮的安多方言,康巴方言也能对上几句 。
2001年,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开工,吴天一担任青藏铁路二期建设的高原生理研究组组长,保证了这条线路上的14万余名筑路工人的健康,无一人因为高山病而死亡 。
这并不容易 。这条修建在“地球第三极”的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施工期间,每年有数万名工人在唐古拉山海拔4000米至5072米的区间作业 。
这里最低气温达零下40℃,氧气只有海平面的一半,人走在工地上,偶尔走快一点就会头痛欲裂,需要大口大口喘气 。有人回忆,当时连施工用的卡车都需要“吸氧”——司机每天要用氧气瓶对着卡车的空气滤清器喷氧 。
“我当时提出来,不能像建青藏公路时那样,用卡车把氧气罐拉上去又拉下来,那是不够用的,必须要建制氧站 。”吴天一说 。在他的建议下,青藏铁路施工沿线共建起23个制氧站、25个高压舱站、若干个高压袋 。在高压氧舱里,“人就相当于到了海平面” 。除此之外,吴天一还提出了“高压舱、高压袋、高流量吸氧”及“低转、低转,再低转”的“三高三低”急救措施和方案,同时建立起三级医疗机构,保证平均每10公里就有一家医院 。
他甚至想到了员工起夜时可能发生的危险 。“别小看晚上去厕所,很多人可能就倒在这‘一泡尿’上 。”吴天一解释,“人在夜里跑出去上厕所,很可能懒得穿好外套,但外面气温在零下30℃到40℃,一旦感冒引发高原肺水肿,就可能致死 。”在他的建议下,青藏铁路使用带有取暖设备的卫生车,晚上与住宿室对接,冬天可保障工人夜间去厕所不受冻,夏天防止环境污染 。
吴天一给医务人员办学习班,教他们如何在更早的阶段判断常见的高山病,与死神抢时间 。吴天一和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认为,共济失调是高原脑水肿的最早症状,表现为走路摇摇晃晃和一些精神变化 。而在传统观念中,将头痛、呕吐或者昏睡、昏迷作为诊断标准,会极大地延误诊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