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批评( 二 ) 司马光|的|批评|

其实，类似的情景在书中其他地方还出现过。
公元 493 年，北魏孝文帝以南伐为名迁都洛阳，在从平城到洛阳的途中，见到不少残疾流离者，孝文帝当即下令停车，自己亲自下车慰劳，并要求对这些人给予衣食抚养终身。按说，这也是一桩亲民爱民的美事，然而司马光对此同样表达了不同意见。司马光说：人主和国家的关系，“譬犹一身”，远与近、朝与野都是相通的，但凡一国之内的事情，都应当在人主视野之中，因此才必须“举贤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使人民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先王治政，还要堵住耳朵、蒙住双眼，为的就是不让自己只听到近处的声音、只看见眼前的东西，从而将视听及于更远的地方。孝文帝慰劳残疾流离者固然没错，但更应有的做法是命令相关部门将这一政策施于全国，使全国残疾流离者都能够受到恩惠。司马光最后同样感叹：孝文帝被认为是“魏之贤君”，况且如此，可见治国理政之不易啊。
司马光对孝文帝与唐德宗的批评，实质意思都是相同的。首先，需要指出，司马光并不是否定孝文帝慰劳残疾流离者、唐德宗免除赵光奇赋役的行为，他所强调的是，人君治国，不应满足于小恩小惠的施舍，而应顾大局、明大理、行大德。换言之，与其解决一两个问题，不如思考为何会出现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与其关心一两个人，不如思考如何使政策惠及更多人群。毕竟，作为一国之君，他们的职责在于制定政策并督促官员落实，使全国百姓都能得惠，这才是真正的仁爱所在、仁政所在。
应当看到，司马光关于大德与小惠的评论，其时空背景与我们今天已有很大不同。如前所说，由于君主在古代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即所谓简在帝心、断在宸中，大政方针全由皇帝乾纲独决;同时，由于通讯、交通手段的限制以及为维护君权的神秘色彩，君主“深居九重”，也无法通过频繁的巡视出行亲自解决民生问题，因此，依靠制定政策以及选贤任能确保政令推行就成了君主治国理政最主要的方式。从这个角度上，大德无疑比小惠更为重要。而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一方面，领导干部固然需要通过细节小事树立勤政务实、亲民为民的形象，消除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感，这也是实践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通过政策的普惠使群众都能得益、都能受惠，仍然是承担政策制定与实施职责的领导干部所必须重视的。事实上，从孝文帝与唐德宗只见小惠不及大德的事例中，可以看到，司马光的批评确实是有所指、有道理的，也确实值得后人深思。（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