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心得体会如何写？( 五 ) 「问人人知识网」

同时期的中国是何种状况呢？康有为估计，清末的童生大约为300万人，加上比此要少的秀才以上士人，则中国受过正规教育的文化阶层在四亿以上的总人口中，仍只能占据极少数。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而日本即使贩夫走卒，也能够识字读书。以此来看，以国民当时的普遍文化水准比较，中国整体上不如日本。
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后发优势”，这个“后发”相对中国而言，即日本文化发展水平不如中国，所以能更加轻易摆脱过去的负担。但日本国民总体教育水准的高于中国，无疑是针对上述说法的一个极好质疑。日本的文化水准优势，还体现在“兰学”的盛行。以西方科技文化为内容的兰学，在江户时代也一直蓬勃发展。兰学学者受到社会各界的.尊敬，收入也较高。
另一方面，日本学者依田熹家在《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中提到中国冯桂芬写于1860年的《采西学议》。冯桂芬称“习于夷者曰通事”，“皆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其质鲁，其识浅，其心术又鄙……”依田宪家指出，中国的懂得西洋事物者与日本的同类人地位差别非常之大。这也正是魏源的《海国图制》在日本比在中国产生更大的轰动和影响的原因。（反驳所谓日本“后发”的又一个论据，《海国图制》在具有兰学基础的日本找到了它的大批读者，而在中国，魏源只能慨叹自己过于超前。）为何会有如此差距？依田熹家认为，根源是中国有科举制，而日本没有。
科举制的内涵是什么？在于“学而优则仕”，教育和改变自己身份、地位的切身利益追求紧密相连。特别是到了明清两代，八股取士，更是将“学问”与仕途的关联标准化、制度化。这种功利目的极强的心态，是中国教育理念至今依旧的重大问题。著名的广告片《知识改变命运》，实际上继续宣传着同样的理念。知识的增长，固然可能带来命运的改变，但带着为了追求命运改变的迫切心情，与静下心来丰富提高自己素养的教育理念对比，前者无疑更容易出现偏差和失败。
北大祝总斌教授在《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一文中，称道八股取士因降低了学问门槛（只要掌握《四书》为主的八股文写作），对于士人的数目从宋元的数十万人提高到明清的几百万人功不可没，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人数增加了，“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推动着历史的进展” 。这是个似是而非的荒谬观点。前面已经提到了日本明治时代普及义务教育和中国八股取士的不同，八股取士人数纵然增长，仍然是一种精英意味十足的的少数人教育，远远不如普及性地提升民众整体文化水准。而士人人数的增长，和今天的大学扩招属于同等性质，仅有人数的增长，质量却出现下降。八股降低了门槛，但也培养出了众多范进式的“知识分子” 。与日本相比，八股取士并没有带来一大批如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福泽喻吉这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