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写到清代侍郎彭玉麟的故事 。彭家务农，但全家辛苦劳动，甚至雇人来代替他耕地，勉强供他读书，只为了要他考中秀才，“为宗族光宠” 。祝文以为此例子说明了八股文“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提高其文化素质”，但忽略了彭读书的前提是整个宗族、包括“伯叔父及诸昆弟”不得不放弃读书的权利 。这种期望一个人应试及第来光宗耀祖，改变命运的做法，是功利主义教育理念的最好体现 。
科举的最大特点，是通过教育，能够实现平民到仕宦阶层的飞跃，不管出身如何贫寒，只要考试过关，就可以博得“功名” 。因此，科举在客观上缓和了社会内部的阶层矛盾，有助于大一统国家的政权稳定 。这一点，已有很多学者专门论述 。但仍有必要指出，祝文所说的八股取士带来“文明程度提高”和“历史进步”论点荒唐 。明清是中国传统文明发展的下坡路阶段，八股取士是政府为了缓解社会内部越来越大的压力的重要手段，扩大人数的原因也在于此，正如今日之大学扩招，其目的并非在于兴办教育，只是为了拉动GDP增长假象 。但是，科举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将教育彻底功利化，使之更像是一种以回报率高低评价得失的投资 。在旧话本小说中，表达类似观念的“格言”很多，最典型的，莫过于“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 。
日本的情形则完全不同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的社会，一直采用着世袭和血统制，社会阶层分隔明显，也没有科举这样的制度能够将其打破 。然而，在江户时代，幕府为缓解社会矛盾，鼓励并支持社会各界钻研学问的风尚，对文化的普及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农民也好，商人也好，下级武士也好，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喜爱的知识，但即使掌握了知识，其身份也不可能改变 。知识的唯一好处就是提高自己的能力，这可以说是日本人教育理念的核心 。
从表面上看来，超越阶层隔阂的科举制似乎比日本的血统世袭制更加文明、科学，但判断一项历史制度的利弊，必须要把它和当时的现实环境结合起来分析 。科举制度在唐宋和在明清的意义截然不同 。八股取士确实具有合理性，却是维持一个老病文明苟延残喘的合理性，从文明需要新生的角度讲就成了不合理 。日本的血统和世袭制不合理，激起下层社会的反弹变为变革的动力，就成了合理 。
日本的教育理念缺少中国过于强烈的功利色彩，却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接近儒家的原本思想 。比如说孔子的有教无类，其真正内涵应该只是强调教育的普及性，不因受教育者的身份地位差异而有别，并没有从中选拔的意思 。中国过去的教育制度虽然看起来是“无类”，贫民也有中举当官的机会，可这个“出人头地”的结果正好是对“无类”的破坏 。至于今天的中国教育，则连表面上的有教无类也难以做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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