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正古诗词教学实录南屏晚钟有什么寓意( 五 ) 于文正古诗词教学实录

中国现代创作歌曲起始于清末民初，封建王朝的倒台和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此期间，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逐步东渐，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既相冲突又相融合的态势，出现了直接运用外国曲调填词的“学堂乐歌”，这是西方音乐元素为我所用的开始，李叔同、沈心工等成为中国最早的创作歌曲音乐家，他们运用日本及欧洲流行的曲调填词作歌并广泛推广，同时编印介绍新歌的书谱，学堂乐歌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种时尚与潮流。随着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在五·四运动前后，一批从事专业音乐创作的作曲家开始崛起，他们高举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运用西洋作曲技法创作了具有中国风味的艺术歌曲，这些歌曲受欧美艺术歌曲的影响，歌词采用古诗词及“五·四”以来的新诗歌，旋律多用五声调式，如青主的《我住长江头》、黄自的《花非花》等。艺术歌曲这一声乐体裁一大部分强调的是艺术的欣赏性和精巧性，它的曲调优美抒情、形象生动，歌词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并十分讲究中国诗词的韵律美和高雅气质，具有鲜明的艺术精致简练特色，大部分富于较强的专业歌唱性，适于音乐会演唱和专业音乐教学。在艺术歌曲中，虽也有易于学唱的歌，以其体裁特色，可以达到“大众化”之“喜闻”，但“乐唱”不易做到，因此，“艺术歌曲”这种独唱声乐体裁歌曲的受众群只能局限在二部分人之中。在那个特殊的动荡年代，更富宣传鼓动性的群众歌曲会自然而然地比艺术歌曲具有更大的受众群。
群众性歌曲是为大众演唱而创作的歌曲，它的内容多与政治和社会活动有关，结构精炼、篇幅短小，有独唱、齐唱和简易合唱等形式，是学堂乐歌以来创作歌曲朝着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的进一步探索。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事实造成中华民族危机感的空前高涨，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出现了群众性的救亡歌咏活动。广大进步音乐工作者、学院派音乐家(如何安东、萧友梅、周淑安等)首先创作了大批救亡歌曲，从而奠定了我国歌曲创作的另一走向。聂耳是救亡歌曲作家中的佼佼者，他创作的《毕业歌》、《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等是他在进行曲方面具有开拓性贡献的作品。随之产生的《大刀进行曲》(麦新词曲)、《到敌人后方去》(冼星海曲)、《游击队歌》(贺绿汀词曲)等以五声音阶为主、’旋律多级进、富于抒情性风格的歌曲，是这一时梁瑜硕士学位论文时代曲流行的))j史及其成因研究声中，它依然奇迹般地屹立在当时的歌坛中，其原因相当复杂，笔者认为:这首歌民俗质朴，有较浓的民间小调特色，音域不宽、格调平庸，歌词语言的浅近朴实和朗朗上口等构成了在技术上易学易唱，是其显而易见的特点。它于1928年灌制成唱片推向社会后，便成为大街小巷广为流传的流行歌曲，也就不足为奇了，也由此证明了此歌当时的社会需求。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赶时髦成为上海市民们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除服装、日用品之外，入舞厅、进影院、’听广播、赏唱片成为普通市民的时尚追求，特别是对于刚刚出现的流行歌曲，即刻得到了人们的追捧，流行歌曲的唱片、歌本也成了都市青年男女追求的目标。30年代战争的气息弥漫在上海这个现代创作歌曲的大本营，人们感受到了时代气氛的变化，都市的市民们越来越多地体味着时代曲别样的色彩和感觉。时代曲仿佛一时间成为了歌曲创作的主流，到了40年代时代曲的创作成果更是达到了高峰。群众歌曲和时代曲都因特殊的时代环境而产生，前者因其鼓舞性和通俗性成为人们有力的精神动力而广为传唱，后者因其娱乐性和悦耳性成为人们解压的良药而备受青睐。因此，时代曲和群众歌曲自然而然地比艺术歌曲等其它体裁的歌曲更易被群众接受并传唱，拥有广大的受众群。在那样一个充满硝烟的特殊年代，铿锵有力的群众歌曲无疑应当成为音乐创作的主流，但任何时代人民的社会生活都是丰富的，体现在音乐创作上就应该注意表现人的多样情感，时代曲能够在当时的乐坛中争得自己一份不小的领地，是因为时代曲的初创者—黎锦辉和之后的流行音乐创作者始终站在广大平民的队伍里，将时尚旋律和动感节拍融入到中国民间音乐的元素中，创作出符合中国人审美的比群众歌曲更易被记忆和学唱的歌曲。流露着当时上海特有的小资情调和都市风情的歌曲，迎合了更广大群众(包括资本家、工农大众、城市手工业者、下层小商贩、知识分子等)的欣赏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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