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童心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 二 )

第一，“童心”乃成人、成圣实践之根柢
在德行修养与实践方面，从反对假道学这一观点出发，李贽提出了以自然本真的“童心”作为为人、为圣之基的哲学思想。
在宋明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之中，童心与真心、赤子之心是意义相对立的两个不同的概念，“赤子之心”与“真心”被赋予了先验的道德属性，具有褒义性质，而“童心”一词则含贬义，人们普遍认为“童心”追求的是声色犬马、纸醉金迷，意味着人性中骄奢淫逸等种种私欲杂念，是恶的一面，是成圣成贤之阻碍，为“大人君子”所不容。
针对以“童心”为耻的普遍观念，李贽赋予其新含义，认为“童心”即“最初一念之本心”，是绝假存真、未受封建道学熏染的真情实感，并且此种“童心”正是成人、成圣之根柢。
孟子提出的“赤子之心”指仁、义、礼、智四端，亦即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他认为这四者人人皆有，与生俱来，是为人为圣之根本，“大人”、“圣人”只是“不失其赤子之心者” 。李贽却对此讽刺道：“‘赤子之心’，正是道心，正是性，小人那得知！”这就直接嘲讽了标榜圣人哲学却未得其中要义的虚伪道学家，抨击了提倡“存天理，去人欲”的程朱道学思想。
关于千百年来中国儒家思想中所一直强调的“内圣”问题，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想要追求的圣人德性，在李贽看来，就在于能否持有一颗“童心” 。“童心”在李贽之哲学理论当中，是为人之根本，成圣之根抵。所以李赞认为“真正大圣人”只是“童心未曾失者”，若丧失了 “童心”，则会“失却真人”，从而也失去了 “内圣”之内在依据，无法成就圣人德性。
第二，天下之之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
在文学创作方面，李贽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乃“至文”之必要条件。童心”既是为文之基，则文章须有感而发，才能显现“童心” 。李贽认为：“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作家只有在蓄积了饱满的感情、不吐不快的时候，才能写出好作品来。这种蓄积已久的情感，一朝爆发则会酣畅淋漓，势必惊天地泣鬼神，产生非凡的艺术魅力，带来强烈的震撼效果，从而创作出“感数奇于千载”的天下之至文，李贽认为这才是“世之真能文者” 。
对于丧失“童心”之文，李贽认为其语虽工巧，但真情贫乏，因而只是“事假事”、“文假文”而已，并不具有艺术魅力。在此基础上，李贽主张“天下之至文”的评判标准便是创作是否出于真情实感，是否发自肺腑，不矫揉造作、不无病呻吟者，则其无论是何体裁，都可当作“至文” 。这种批评理论大异于对于以诗文为正统文学的传统观点，提高了通俗文学如《水浒传》、《西厢记》的地位，同时也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作出明确的否定。
第三，文学创作乃“发乎情性，由乎自百思特网然”，以“自然之为美”
李贽认为真情是 “发乎情性，由乎自然”，为优秀的文学创作，其实是发百思特网自“情性”，自然而然的结果，非刻意模拟者所能为。他追求自然之美，而反对拘泥于字句法度之间，在形式上过于雕琢的作品。这主要是针对明代中晚期文坛上的文学复古主义思想，以及创作上的模拟风气而言。明代文坛拟古风气盛行，作家过分追求对诗歌格调法度的模拟，无视文学艺术的情感因素和作家的个性气质，严重抑制了作者性情的行发，抹杀了诗人的真挚情感，复古之风下的文学创作大多缺乏内在的生命与自由的精神。
李赞的这种文学理论，对晚明及以后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有着重大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比如晚明反复古文学运动的公安派领袖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即是深受李贽的影响，才提出了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样鲜明、新颖的反拟古主义文学理论观点。此外，在和李贽同时的剧作家徐渭，以及后来的伟大戏曲家汤显祖，小说《三言》、《二拍》及民歌集《山歌》、《挂枝儿》纂辑者冯梦龙，乃至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家金圣叹，清初著名戏曲理论家李渔,清“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诗人袁枚等人的文学创作和理论都可见李贽思想的影响。

李贽童心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 二 )

【李贽童心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