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怎么写?( 二 )
全书中最具创造性的是前三章对中国哲学总体的分析,因其结合我国的风土人情、地理特点、政治背景、家族传统分析中国哲学,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本土性特点 。而后二十五章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时间轴以及传承脉络的梳理较有学习及借鉴意义 。现代对中国哲学的研读大多借助后期的注解进行研究,冯友兰按时间轴并结合几个重大时期内社会制度对中国哲学思想进行分析的方式,为理解后不同时期思想变化的'内在动因提供了参考 。这种结合时代背景研究内在动因的方式为我们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借鉴,而研究中国哲学时结合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方法,亦值得效仿 。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分析亦存在一些问题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梳理脉络时间跨度大,工序庞杂,其对某些思想的研究存在偏颇亦可以想见 。以儒家为例,冯友兰对儒家思想的分析有些浮于表面,其对儒家相关经典的分析本身只能看作众多解释中较偏僻的一种,尤其是冯友兰的分析过于向逻辑辩证思维靠拢,如牟宗三所说:倾向于西方的新实在论 。偏离了中国哲学的出发点,其试图使中国哲学走向明晰化,但有点过犹不及 。
在此举两例,一是对正名的理解,孔子崇尚周礼,故而其对正名的论述主要是为应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重一种人伦的名实观,而非实证性的名实之辩 。其主要出于《论语》:“子路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论语·子路》)当时卫国国君不顾父子伦常越过其父而登临君位,故子路有此问 。孔子答名正才可能言实事成,进而礼乐兴,故必先使其行为符合礼制伦常,这是孔子正名观的主要思想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亦体现了这种人伦的礼制思维,而冯友兰对“正名”的解释,仅截取了孔子对“正名”的部分论述,脱离了孔子当时的完整语境,强调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必须履行与其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偏向于近代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是一种实证的名实之辩,显然偏离了孔子的思想 。
二是关于“命”的解释 。冯友兰将孔子所说的“命”理解为命运,认为我们尽力做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计成败就是“知命”,有种宿命论的悲观主义成分,但这明显是对孔子“天命”思想的误读 。从孔子周游列国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便可以看出孔子并非悲观主义者 。孔子对“命”的理解主要表现在知天命和君子三畏当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知天命”可以理解为对天所赋予自己的使命的明悟,也可以理解为对大道使命的理解 。“畏天命”则是对事物之义理明悟后产生的敬畏之心 。儒家所说的“命”主要指事物所遵循的义理,可以通过个人修养的提升而对天道产生遥契,是可知的,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论语·尧曰》),所体现的就是修身养性提升而致知“天命”的一种过程 。若理解为宿命则会陷入一种不可知论当中,偏离了儒家的传统思想 。相较而言,牟宗三对“性与天道”的解读即参考了君子“三畏”之说,更为符合传统儒家思想,兹不赘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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