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对潮汕文化的影响 韩愈对潮汕精神的影响( 二 )


有唐一代,在韩愈之前,先后有不少中央官员如张元素、唐临、常怀德、卢怡、李皋、常衮等谪放潮州 。
他们把中原文化礼俗某种程度地传播到了潮州 。
当时潮州固然土广人稀,落后荒僻,但社会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文化教育亦已有了一定的根基 。
自韩愈贬潮之后,潮州的社会历史则加快前进的步伐,到了宋代,潮州人口迅速增多,由唐元和年间的一万零三百二十四户,猛增到北宋元丰年间的七万四千六百八十二户与南宋淳祜年间的一十三万五千九百九十八户③ 。
随着人口激增,潮州的经济文化也迅速发展,并逐步赶上了中原和江淮地区的发展水平 。
可见,韩愈恰好是在潮州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点上贬到了潮州 。
潮州当时的历史发展,正需要文明的火焰烧去蛮荒落后,代表中原文化的杰出人物韩愈,恰逢其时,贬来潮州,奋发有为,德化潮州 。
这大约是一种历史的因缘吧;而潮人之尊韩,应该也离不开这个因缘 。
二、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与潮人群体心理的深刻影响
现代民俗学认为,民俗作为文化现象,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普遍传承的风尚和喜好,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世界和文化生活④ 。
就其整体而言,民俗又是一种历时性的文化创造与文化积淀 。
而一个地域的民情风俗,则反映着该地域人们的独特心理 。
现代民俗学的思想为我们研究韩愈贬潮与潮州民俗生活的建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
韩愈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
潮州市区今有“昌黎路”,有“昌黎小学” 。
人们为一条路、为一个学校起名,决非随意而为,它往往反映着命名者的特定的文化心态 。
以韩愈的号命名,其作为一个民俗文化事象,就反映着潮人对韩愈的怀念与崇敬 。
在昌黎路中段今潮州博物馆前有巍峨的石牌坊,它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坊额题着“昌黎旧治”、“岭海名邦”八字,既表达了潮人对韩愈的怀念与赞誉 。
又流露出潮人因有文化名流韩愈治潮而产生的自豪之情 。
潮州西湖公园内涵碧楼后面山坡上有一“景韩亭”,亭内正壁中有据说是韩愈所书而由清代潮州知府龙为霖主持摹刻的《白鹦鹉赋》石碑 。
潮州北郊韩江北堤旁还建有“祭鳄台”,等等 。
潮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韩愈,与此同时,潮人自己的生活世界也因此增添了几处胜迹,增添了许多历史文化的内涵 。
尤值一提的是潮州有一永久性的纪念韩愈的胜地韩文公祠 。
潮州韩文公祠始建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迁至韩山 。
后几经变迁,几经修葺,历八百年而香火不断 。
它是我国现存纪念韩愈的一座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祠宇 。
该祠之修建与存在,作为一突出的民俗事象,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极大 。
它寄托着潮人的崇韩心理,又是旅游观光或进行历史文化教育的极好场所 。
不管过去还是现时代的潮人,都喜欢到韩文公祠走一走,看一看,想一想 。
这已成了一种下意识的习惯,一种风气 。
在某种意义上,该祠可视为潮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 。
凡是到潮州来的达官贵人与一般的海内外游客,都要慕名参观瞻仰 。
由以上文字,足可见出韩愈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之大 。
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尤其是潮人群体心理建构的深层的隐性的影响 。
美国现代社会科学著名学者萨姆纳(18401910)有《民俗》一书,在其理论体系中,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行为方式 。
他认为,人生活着,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希望得到满足 。
为满足需要,就得采取一定的行为方式 。
对行为方式进行优选,就很容易养成个人的习惯;而群体对同一行为方式的反复则形成风俗 。
他指出,“每一个人都受惠于其他人的经验,因而大家都趋向于被证明为合宜的行为方式 。
终至大家都采取达到同一目的的同一方式,这样,活动方式就转化成了风俗,成了集体现象 。
韩愈对潮人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建构的隐性的深层的影响,直接与他治潮之惠政联系在一起 。
韩愈治潮惠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驱鳄除害 。
这对潮人的民俗生活影响甚巨 。
驱鳄除害事,在新旧唐书中皆有记载 。
《新唐书·韩愈传》云:“初,愈至潮州,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 。
数日,愈自往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