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对潮汕文化的影响韩愈对潮汕精神的影响( 四 ) 赵松元诗词「问人人知识网」

每值士议春官，邦人以卜登第之祥，其来旧矣。
绍圣四年丁丑开盛，倾城赏之，未几捷报三人，盖比前数多也。
继是榜不乏人，繁稀如之。
”这个民俗事象是韩愈以儒学兴化直接结出的果实。
王大宝分析道：“公刺是邦，命师训业，绵绵厥后，三百余年。
士风日盛，效祥于木，理之宜然。
”这几句话，表明在韩愈影响下潮州养成了多么浓厚的爱文好学的“士风” 。
南家王十朋《曾潮州到郡未几，首修韩文公庙，次建贡闱，可谓知化本矣。
某因读韩公别赵子诗，用韵以寄》诗“至今潮阳人，比屋皆诗书”，即是这种风气的生动写照。
曾有这样一个记载：宋孝宗问王大宝曰：“潮风俗如何？”大宝则以“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
习尚至今”对之。
（l4）这种好学崇文之风习一直绵延到现代。
笔者自湘入潮，已寓居潮州五年，颇为深切地感受到，潮州好学爱文、尊师重教之风确乎比其他地方浓郁。
诗词书画这些传统的文学艺术，在潮州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往往一些貌不惊人的人能随口吟诵韩愈的诗文；而一些个体户老板则往往能舞文弄墨，吟诗作赋。
有一位企业家不仅加入了中华诗词学会，而且还由中华诗词学会为他出版了一部颇有份量的诗集。
一定地域的民俗事象及其群体性格，一般都负载着千百年历史的深厚文化资源。
潮州的这种人文传统，这种民情风俗，正因为遥接着绵延着韩愈当年以儒学兴化的古风，总使人感到其中氤氲着一种深厚的历史文化蕴涵。
三、由人到神：韩愈在潮州的神化
苏轼在《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中说：“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
”确实，早在宋代，韩愈就被潮人请上了神坛，连带所致，韩愈的侄孙因护送韩愈有功，也成了八仙之一的韩湘子。
韩愈不仅在士人农工心目中享有崇高地位，而且也成为商界奉祀的神灵。
苏州现存的、立于康熙初年的《潮州会馆记》云：“我潮州会馆……敬祀灵祜关圣帝君、天后圣母、观音大士。
已复买东西旁屋，别祀昌黎韩夫子。
”曾楚楠先生指出：“商务组织中尊关帝、祀天后、拜观音，到处皆然而奉祀韩夫子，实为潮商所独有。
”（15）可见，在潮州民俗世界中，韩愈已不复是历史人物，俨然已是一个神话人物。
神话本是远古人类集体心理的文化载体，但在某些特殊的历史人文环境中，非神话时代同样能够产生新的神话。
而在中国神话的家族中，把现实中的真人史实加以神秘化以及神圣化，则是神话产生的一个重要方面。
许多历史人物，如秦代的李冰、三国时代的关羽、宋代的岳飞、包丞等等，就都是被神秘化神圣化而从人的地位提升到神的地位，成为被祭祀崇拜的偶像，成了神话化的史实人物。
象关羽，本是一历史人物，由于他身上所集中体现的忠、义、勇、刚等传统的特殊文化内涵，不仅符合广大民众生活世界中不能缺少的思想文化信仰之需要，而且也适应封建统治阶级加强思想文化统治的需要，因此，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中，关公由一历史人物而被提升为神“武圣”、“关帝” 。
但韩愈之在潮州成为神话人物，与关公不同。
关公之成为神话人物，虽然离不开下层民众的崇拜，而更主要还是因为历代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而不断加封与宣传。
韩文公之成为神话人物，则主要出自潮人的崇韩之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远谪八千里来到潮州以后，韩愈就成了潮人心灵世界与民俗世界中的永远的神祗。
在潮州历代的生活世界中，韩愈驱鳄及其许多与韩愈有关的民间故事一直被流播着、传颂着，也一直不断被丰富着，从而演变成了非神话时代的新神话。
兹再举二例：
1、“走马牵堤” 。
相传恶溪（今潮州韩江）两岸原无堤坝，时有水患。
韩愈抵潮以后，率领百姓筑堤。
他先骑马沿溪岸勘测地界，下属则跟在马后，按他指定的路线插上竹竿作为标志。
到了山跟前的终点，竹竿还未用完，便顺手撒在山上。
隔天，在插过竹竿的地段，突然出现一道高大坚实的大堤。
从此，汹涌的水流就被堤坝和高山挡住，而终端的山坡则长出茂密的竹子，山名也改为“竹竿山”（16）。
2、八仙造湘子桥。
湘子桥为我国四大古桥之一。
始建于北宋乾道年间（1171年），向以“十八梭船廿四洲”的梁舟合一的“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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