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迪宝和李丹妮|李丹妮与袁迪宝：远渡重洋来爱你( 四 )

“我在整理情书时发现，爸爸是个多情的人。”
欧阳说，袁迪宝在信中屡屡因为人夫而在道德与情感间痛苦挣扎。
“其实爸爸的这些信不光是感情的抒发，还有当时的形势和政治背景。比方说今天学校又要通知开会了，哪个同学被打成右派了，要让他们写多少大字报了。灭四害时，要交多少条老鼠尾巴、多少盒苍蝇了。他在成都时曾经跟随工人下矿井去劳动。实习时下到四川几个医院，医院里没有一个正规医生，什么人得了什么病，遇到多少患者，他爱莫能助的心态都写了。”
“包括他政治考试多少分，毕业志愿怎么填，领10块钱的补贴，他写给领导的自我评语，他也再抄一遍交给她。他说他很疲劳，有一个月持续每天睡眠只剩3到6小时。写得很细致，这些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好剧本。”
欧阳说：“他们的爱情和情书都很纯洁，不像现在的一些情书写得非常的肉麻。”

2012年1月1日，厦门市湖里区卧龙晓城小区家中的大门上还贴着喜字，鞋柜上方摆着一张法国政府为表彰丹妮为中法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特地授予的骑士勋章证明书。
《混血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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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血儿》是前法国《解放日报》女采访人员Par Caroline Lefebvre为丹妮写的个人传记。2007年，丹妮80岁，法国里昂中法事务协会为表彰她对中法文化交流的特殊贡献，专门出钱请采访人员做访问，出了这本传记，印刷500本。
封面是一幅林风眠的画作，一只逆风的黑色大雁，在芦苇丛中的湖面飞过。这幅画是林风眠送给她的，她一直挂在卧室里，她觉得这只逆风的大雁隐喻了自己的艰难的一生。
封面标题是《混血儿——一个站在中法之间的女人，这就是她一生的故事》。女采访人员问她：“你这么一个女人，我们不能相信，好像一辈子都没有人爱过你？” 丹妮说：“只有一个人住在我心里，只有一个男孩真正地爱过我。他一直没有忘记过我，就像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丹妮到了厦门后，女采访人员老说：“你下面还有文章呢！”
丹妮的父亲是中国音乐家李树化，本籍广东梅县的泰国华侨，同画家林风眠是同乡，两人在1919年同赴法国留学，李树化在里昂国立音乐院读了研究生。1925年他们一起回国，同在北京艺专、杭州艺专等校任教。李树化同其他几位留学生一样，带回了法国老婆，李树化的老婆叫李燕呢（Jeanne Chanal），是一个家境贫寒的纺织女工，他俩在里昂舞厅跳华尔兹时相识。因留学生出国前家中已有老婆，中法婚姻多数不欢而散，李树化夫妻是难得白头偕老，恩爱至死的一对。
1956年，丹妮一家离开中国，每人身上只带了10美元，回到法国里昂，因为穷，也不受亲戚待见，有时还得靠在泰国的祖母寄活命钱。1960年，“混血儿”李丹妮才被获准入籍，为了养活家人，丹妮考了速记打字员证书，在一家公司干了17年。后来，丹妮在里昂大学当中文助教，47岁丹妮咬牙写了六年汉学博士论文，才如愿以偿地晋升为里昂第三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终身副教授。1980年，丹妮担任里昂中法大学秘书长，1992年，丹妮退休，法国政府特地授予了她一枚骑士勋章。此后，丹妮又担任中法事务协会秘书长，直到2009年。
丹妮坚决反对中西通婚，她劝那些要来北京留学的法国男学生不要娶中国太太，女学生不要找中国老公，“我是在替他们担心下一代！”
“你在法国还有亲人吗？”我问。
“有，可是不理你。因为我是一个杂种人！我一进小学他们就骂我是杂种人，我回来就哭，跟妈妈讲。到今天，我也不能说我走对了路。今天的我，是我母亲造成的，我父亲不爱说话，我跟他没什么交流，我知道他爱我。总之，我们这种杂种人很难的，中国人和法国人都当你是外国人。”丹妮一直视“混血”身份为人生最大的一道伤痕。

上世纪50年代，杭州西湖，年轻的袁迪宝和李丹妮时常百思特网流连于湖光山色之间，谈情说爱。
林风眠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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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妮一家与林风眠一家亲如一家。
在《混血儿》里，有许多两家人的合影，以及林风眠赠送给丹妮一家的许多画作。
袁迪宝的三儿子袁维群是个茶业包装商，穿着睡衣的他最爱同我讨论林风眠的这批遗作，为此，他在2010年还专门去了一趟法国。
“这些都是真迹呀！”他拿出将近10张林风眠画作的翻拍相片，嘱我一一拍摄下来。它们分别是一个正在读书的仕女，一个正在梳妆的仕女，一只鸟，一只鱼鹰，一只母鸡，以及丹妮一家三口的头像素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