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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唐代的柳公权八十七岁，欧阳询八十四岁，虞世南八十岁；其后的徐浩七十九岁，杨凝式八十一岁，杨维贞七十四岁，文征明八十九岁，刘世安八十五岁，梁同书九十二岁，翁同和八十五岁，包世臣八十岁，何绍基七十四岁等等。可见，练习书法的确有助于人的健康。
书法与养生的这种维妙关系，从"练功"的角度也可以得到解释。事实上，写字时端坐的姿势，就是气功里所讲的"坐功" 。
一个人若能每天坚持坐上一阵子，便可以像练气功那样，达到以意导气，使人精神振奋，意守丹田，呼吸匀称，肌体和精神得到协调一致。如此坚持下去，定会有益身心！少生疾病，健康愉快，延年益寿。
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发展五千年来最具有经典标志的民族符号。它是用毛笔书写汉字并具有审美惯性的艺术形式。

书法堪称中国的“第四宗教”，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仪式感和大众参与性，故有五千多年来，各时期代表人物灿若星河，最重要的人物有王羲之、颜真卿、黄庭坚、米芾、赵孟頫、祝允明、王铎、毛泽东等。
技法上讲究执笔、用笔、点画、结构、墨法、章法等，与中国传统绘画、篆刻关系密切。从表面字义理解，书法指书写的法度。生活中，书法一词另具备以下含义。第一，某幅书写作品的代称或者所有书写作品的统称；第二，一种艺术类别，一般指书写汉字的艺术。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唐言结构，宋尚意趣“，由此可知唐代书法的法度追求最高、最严谨，唐代书法成就也是书法史上最顶峰的。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书法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评价郭沫若《李白与杜甫》
却说那时好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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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中国古典文学的人，谁不曾沐浴着李白与杜甫这二个闪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子的万丈光焰？。但真正对他二人的认知与，却会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而有所改变。这其中，又有郭沫若的一本发表于文革鼎盛时期的《李白与杜甫》一书的搅惑，使我们对李杜二人产生了很大的误解。
建国前三十年，尤其是在文革十年中，吾泱泱大国几乎所有文人知识分子都被极左的意识形态划分定性为“资产阶级臭老九”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只有郭沫若和矛盾二人却俨然以“红顶文人”的身份成为统治集团炙手可热的人物。在那个荒蛮的年代，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高大全”叫嚣于中国大地。在人们只能对毛主席语录顶礼膜拜的万马齐喑的局面下，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和章士创的《柳文指要》却能同在1971年嚣嚣刊世。可见郭氏的显赫与至尊。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青少年时期可以随便公开读到其书的作家，除了鲁迅、浩然，便是郭沫若。
平心而论，《李白与杜甫》的确算得上一本颇有文学色彩的让人读得津津有味的论著，其睿智的辩说和详实的考据，对一个文学爱好者确实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正值我们求知欲旺盛的年龄，虽然随着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几乎已将古今中外所有文学艺术给统统否定并推翻封禁，所幸我母亲却能从单位已封存的图书室里不断拿出各种五花八门的书回家，一天，她又将一本暗红色封面的册子悄悄塞给我——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几个字赫然出现在我眼前。我那时正读高中一年级，早已闻说郭老的大名，并且对他的书法崇拜得五体投地。《李白与杜甫》立即让我陷入如痴如迷之中。对古典文学爱得发疯的我，比读毛泽东选集还如饥似渴地读着这本《李白与杜甫》，从此对我所景仰的两个大诗人有了更生动更明晰的了解。这本书中郭老巅覆性地对李白的褒扬和对杜甫的贬抑，加上自己对所崇拜的人的盲目信任，也不知不觉把这一观点深深烙在心中。
李白的豪侠仗义与浪漫不羁的天性本来就对年少气盛的人具有强大的吸附力，加上郭老对李白的反抗统治阶层、蔑视权贵、视功名如粪土等特色的刻画提炼，更让我陷入对李白的迷狂当中。李白一句“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影响我终生，因为那时我住家大院的后门一开，便是汉江水自东向南一泻千里向长江奔去，一丝西北流的意识也没有。同时，对杜甫这个隐约之中深得人们好评的“人民诗人”也产生了讨厌的印象。那时竞也学着郭沫若的腔调在与同学咏吟唐诗宋词的时候对李白大加赞扬却对杜甫投之以不屑。只记得郭沫若说杜甫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大地主的立场上，“每饭不忘君”，写的诗都是为统治阶级利益着想，为代表大地主利益的士大夫文人着想，是个“趋炎附势”的家伙，根本不配“人民诗人”的称号。杜甫那首著名的代表关怀人民疾苦的《茅屋如秋风所破歌》，郭老以饱满的无产阶级感情满腔仇恨地分析揭露出压根没有对被大地主欺压剥削的广大贫下中农投去一丁点的同情，而是在为士大夫地主阶级有钱人摇唇鼓舌、鸣冤叫屈。郭老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注意，句中的“寒士”，就是士大夫，是富人阶层，而不是“寒民”，穷寒的平民。郭老这一震聋发聩的揭示，让我佩服得独自一人在暗中发呆。多么鲜明的阶级立场啊！郭老的眼光真是犀利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