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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郭老对杜甫压根没有“人民性”的推论：“杜甫虽然一针见血地揭露封建社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具咏怀》的残酷现实等‘人民性’的同时，还有‘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喜雨》的站在统治阶级立场‘心狠手毒’，希望帝王能对‘吴越’的造反者们予以‘滂沱’般的清洗。”郭说：“以上只举两例以表明杜甫的阶级意识和立场，杜甫是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这个阶级意识和立场是杜甫的脊梁、贯穿着他遗留下来的大部分诗文” 。“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这个所以然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郭老这种拿“人民”说事，是典型的文革时期贯用的动不动拿人民做挡箭牌的极左手段，但当时读来，可真是喑自信服郭老的旗帜先明，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
紧接着，郭老对杜甫有名的“三别”“三吏”六首诗作了更进一步的批判和揭露——所谓“三别”，即《新婚别》《重老别》《无家别》；“三吏”即《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对《无家别》之中的凄惨无比、家破人亡的明不忍睹，郭老道：“这首诗可能是六首中最好的一首，具体地描绘出了洛阳一带的田园荒芜、人烟绝灭的景象。特别最后一句‘何以为蒸 ’ ？作者把问题提出来，但没有写出答案，答案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只好造反’，一个是‘没有办法’ 。照诗的情况和作者的意识看来，只能是后者。”郭老从对杜甫的“没有办法”帮助人民脱离困苦的猜想和臆断，把杜甫并没有同情人民而是泛泛而谈，毫无作为的态度，作了一针见血的指责和不满。是啊！你杜甫不是“人民诗人”吗？为什么对人民的困难不拿出一点办法。可见“人民性”是假的，可见郭老对古人的没有崇高的无产阶级觉悟而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的激切！
对“三别”“三吏”钻皮出羽的解析，郭老最后得出结论：“但在今天，我们从阶级的观点来加以分析时，诗的缺陷便无法掩饰了。杜甫自己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人，六首诗中所描绘的人民形象，无论男女老少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所滤选出来的驯良老百姓，驯善得和绵羊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情绪。这种人正合乎地主阶级、统治阶级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谓良民” 。郭老一层层剥去了杜甫身上“人民诗人”的光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杜甫是一个吃得油头滑脑，很得封建统治者赏识，穿得花花绿绿的有钱有势的大地主。在多年的我党的教育下，大地主是我们那个时代人的最大对头，比当时很少见的资本家可恨多了。所以，凡以后读文学作品，每逢见着了杜甫以及评论杜甫的文章，我都不屑一瞥匆匆而过。
对杜甫的老大不敬，还有一点就是杜甫不是李白真正的朋友。这在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也有深刻的令人叹服的分析和揭露。据统计，李白与杜甫二人交往，李白写给杜甫的诗有4首，杜甫写给李白的诗有二十多首。但这并不能证明二人的情深谊厚，也不足以证明杜甫对李白的一往深情的关注与敬仰。李杜二人相交时，李白已44岁，杜甫才33岁，时李白已才华盖京城，声名播海隅。杜甫则连续10年迎考不弟，潦倒漂迫，杜甫只有作李白的铁杆粉丝的份儿，杜甫的才华阅历根本没法和李白相比。郭老花了很长篇幅对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200字作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趋炎附势”的杜甫与李白之间“喑喻着交道的翻覆”，而且“这是诗的重点” 。
论证了李杜二人不可能有过真心实意的交情，郭老又从李杜二人对宋玉的态度上得出二人高下：“杜甫说他自己要努力：‘窃攀屈宋宜方驾’，杜甫很看中宋玉，愿以宋玉为师，爱把屈原与宋玉并举来提高宋玉。其实宋玉是值不得学习的，他的文学成就已被李白远远超过了。李白并不那么佩服宋玉，他的《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甫》开头两句就是反宋玉。‘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说秋兴悲就是宋玉。杜甫在《咏怀古迹》里却特别欣赏他，所谓‘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是亦吾师’在这里可以看出李杜二人的不同之处。至于屈原的水平，不仅李白没有达到，杜甫也没有达到” 。郭将李杜比附屈宋，屈原“有骨气”，宋玉“没骨气”，李白有骨气、有气节，敢于反抗君王，蔑视权贵，而杜甫没骨气，甚至还“趋炎附势”，处处想着君主统治者。所以郭认为李杜压根不是同一阵营同一阶层的人，二人不可能是真心互㺺倾慕的好朋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