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著名的散文集都有哪些呢( 三 )


然而,外国诗的语言美,主要不在于个别字、词的妥贴上,能称之为名句传世的,也远不像中国古诗那样多 。外国诗语言的魅力大多是以整体形式表现出来的 。即使有些警辟的妙句,也往往离不开前前后后的整体结构,很难脱离全诗单独摘出,而不受损伤 。比如莎翁的十四行诗,其结尾两句大多称得上是诗中警句,但它一般是全诗的总结,离开了前面十二句,只读最后两句是会深感逊色的 。这同中国古诗里摘出某些名句可以独立欣赏是不一样的 。倘同中国诗比较的话,它似乎更接近于那种“气象混沌,难以句摘”的汉魏古诗 。
三、不可拘泥于欣赏中国诗的传统习惯 。
正像白色在中国显示丧逝,在西方表证婚喜,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心理、习惯,在欣赏诗歌方面同样如此 。诗,所以能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很重要原因在于它能激发起读者的联想,得到言外之旨,弦外之音的乐趣 。巴尔扎克曾在《幻灭》中说:“真正懂诗的人会把作者诗句中只透露一星半点的东西拿到自己心中去发展 。”艾略特也说:“一首诗对于不同的读者可能显示出多种不同的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可以看作是一块激发人想像的多棱宝石,人们从不同角度,借助于不同的光照,可以焕发出绚丽缤纷的不同光彩 。一般说,能够激发起读者的联想愈多,这诗的诗味就愈浓,也就愈值得人欣赏 。所以雪莱把诗解作“想像的表现” 。
激发想像的多寡固然主要取决于诗本身的优劣,但也同读者的文化阅历、审美趣味相关,还同读者的心理素质、欣赏习惯以及想像力有关 。就拿欣赏心理和想像力来说,我国的读者读中国诗,一见到“柳”字就会联想到春天,想到爱情,想到送别,想到缠绵;一见到“月”字马上会联想到思亲,思乡,团圆等 。这是因为我国读者在中国古诗中见惯了这类诗句,诸如“客舍青青柳色新”,“杨柳岸,晓风残月”,“举首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之类 。柳色伤别,望月思乡,已积淀成了我国民族的传统心理(我国人民对中秋团圆的重视即是一例) 。所以,狄德罗说:“鉴赏力是由于反复的经验而获得的敏捷性” 。可是,外国人对柳、月之类就未必如此 。外国诗人很少咏柳,专写月亮的也不多,而且一般不把它同爱情、思乡直接联系到一起 。这里既有民族的心理差异,也有语言习惯的不同 。英国语言学家瑞恰兹认为科学的语言是“指称性的”,而诗歌的语言却是“感情性的” 。故而同一词语在不同人心里往往会引起不同感受 。这在语言学上叫做“语感” 。夏丏尊曾说:“在语感敏锐的人的心里,‘赤’不但解作‘红色’,‘夜’不但解作昼的反面吧?‘田园’不但解作种菜的地方,‘春雨’不但解作春天的雨吧?见了‘新绿’二字就会感到希望,自然的化工,少年的气概等等说不尽的旨趣;见了‘落叶’二字,就会感到无常,寂寞等等说不尽的意味吧?”(引自《叶圣陶论创作》)很显然,这种语感的差别,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来说,无疑相距很大 。中国把杜鹃当作哀怨的化身,有“杜鹃啼血”之说,李商隐所谓“望帝春心托杜鹃 。”而在华兹华斯的名诗《致杜鹃》里,却把杜鹃称为“欢乐的鸟”,激发起诗人的是美好的童年回忆;中国很少有人写诗咏唱玫瑰,玫瑰在中国人心目中十分平凡 。但在西方,玫瑰却是爱情的象征,是西方人最喜爱的花种,咏赞玫瑰之作多不胜数 。彭斯的名诗《一朵红红的玫瑰》,中国人读来未见十分出色,在西方却几乎家喻户晓,传诵不绝 。这就告诉我们在欣赏外国诗时,不能用我们固有的心理定势和传统习惯去衡量,而要依据所在国的文化背景,民族心理去加以理解 。对于中西诗风的差异也同样如此,中国人喜爱含蓄美,并不能因此轻视西诗的明朗美;中国人不喜爱读长诗,也不能因此贬低西方史诗的价值 。
为什么朱自清要写《荷塘月色》?《荷塘月色》写于1927年7月 。此时,正值“四·一二”运动蒋介石背叛革命之时 。曾参加过“五四”运动的爱国知识分子朱自清,面对这一黑暗现实,他悲愤、不满而又陷入对现实无法理解的苦闷与彷徨之中 。怀着这种孤独苦闷的心情,朱自清先生写下了《荷塘月色》这篇文章 。
《荷塘月色》是现代抒情散文的名篇 。文章借对“荷塘月色”的细腻描绘,储蓄而又委婉地抒发了作者不满现实,渴望自由,想超脱现实 而又不能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为我们留下了旧中国正直知道识分子在苦难中徘徊前进的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