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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后汉书》的李贤注。
第一个注解中说明东汉时广汉郡的白水县有白水关，非常确定。唐代没有广汉郡。
第二个注解中说白水关“在汉阳西县” 。案唐时汉阳郡即沔阳在今湖北武汉，这里所记载的内容不可能在湖北。那么这个汉阳是哪里呢？
可能一：汉代的汉阳郡。据《汉书地理志》及《后汉书郡国志》，汉阳郡是汉明帝时改天水郡设置。西汉时，西县属陇西郡。东汉时，西县属汉阳郡，即三国时的西县城，在今甘肃西和县西北。
按《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记载，隗嚣向公孙述称臣在建武四年，而侯丹开白水关在此时之前，且至少在建武三年之前。此时汉阳郡不在公孙述的势力范围内。侯丹也就不可能在此地开关。
且如果白水关在汉阳郡的西县，既与“北守南郑”的战略目的不合，也与注解二、注解三中《梁州记》记载的白水关地理位置不合。
所以，这个汉阳也并非汉明帝时改天水郡设置汉阳郡。
可能二：汉中郡的沔阳西县。汉水古代又称为沔水，汉中的沔阳县因在沔水以北而得名。在不同时期又经常被称为汉阳。
沔阳西县的历史演变在黄盛璋的《阳平关及其演变》中作了较详细的分析：汉代有沔阳县，晋时桓温于公元322年平定四川设晋昌郡治白马城（今勉县武侯镇），刘宋又侨置华阳郡于浕口城（今勉县武侯镇），但本身都不是县治，仍隶属沔阳。后魏正始年间（504－507），分沔阳宪置嶓冢，并属华阳郡。隋初废华阳郡，改嶓冢为西县（607年）。唐、宋、五代因之，这时西县就代替了汉魏六朝的沔阳。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省西县入略阳，将原属西县的铎水镇（今周家山镇西南）改为县，并将原在略阳的州治移到铎水县。明初将州为县，洪武四年把县治从铎水移到明清时代的沔县城（今武侯镇），民国二十四年又从明清的沔县城移到东边的城关镇，为今勉县。
《隋书地理志》：“ 汉川郡旧置梁州。统县八，户一万一千九百一十。
...西，旧曰嶓冢，大业初改焉。有关官，有定军山、百牢山、街亭山、嶓冢山。有汉水。”
《旧唐书地理志》：“梁州兴元府　隋汉川郡。.......天宝元年，改为汉中郡，......”又说：“天宝元年，改为安康郡。至德二年二月，改为汉南郡。”同一件事《新唐书地理志》记作：“金州汉阴郡，上。本西城郡，天宝元年曰安康郡，至德二载更名。”
不排除隋之汉川郡入唐曾改为汉阳郡之可能。

此段《后汉书》说侯丹开白水关“北守南郑” 。因南郑即为汉中治所，李贤等作注很可能是为了附会此段记载，说白水关在汉中的“汉阳西县” 。因为很明显，说白水关在汉中的“汉阳西县”与此注所引的《梁州记》龃龉不合。由此可见李贤等并不能分辩此白水关之所指。
究其原因，是因为唐时的交通状况已经发生变化，从汉中到成都主要是从三泉县（唐初三泉县治所在今四川广元北的大滩镇南，属利州；天宝元年，县移治今陕西宁强阳平关镇，属梁州。见《新唐书》及《旧唐书》）南下绵谷县（今广元），然后至益昌（今广元昭化镇）。李贤等未能了解，秦汉三国，成都、汉中交通的主线是要通过广汉白水县的。因而就出现了所谓的“汉阳西县”白水关的说法。

考古发现及出土文物也证明，白水关就在四川青川县营盘乡境内的白龙湖的中心湖的东北岸，与沙洲镇隔湖相望。（段明聪《从白水关出土的五铢钱看五铢钱的演变》）
关于汉中入蜀路线的变化，这里附带说明。据史料记载以及考古发现，历史上金牛道的中间路段，不同时期稍有变动：
秦汉时多走北路，即“白水关说”路线，通过广汉郡白水县。

即今陕西勉县－大安镇－阳平关镇－平丘镇－广坪镇－四川青川县沙州镇一线，这里正是一条山谷断裂带，完全可以行军。
以上的记载都说明，两汉时期汉中与成都的主要道路经过白水。
从考古角度来说，在这条路线上，分布有多个汉代遗址，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宁强阳平关镇子龙山遗址和平丘镇枣林坝遗址。而在后世的金牛道主线上没有发现任何汉代遗址或墓葬，而多为明清时代。说明陕西勉县－大安镇－阳平关镇－平丘镇－广坪镇－四川青川县沙州镇是汉代通行的大路。无怪乎刘琳也认为南北朝以前，金牛道的在勉县和广元昭化镇的主线是陕西勉县－大安镇－阳平关镇－平丘镇－广坪镇－四川青川县沙州镇－三堆镇－广元昭化镇了（《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而力之勤先生在《金牛道北段线路的变迁与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9卷第2辑，2004年6月）一文，对历史上金牛道北段的变迁论述尤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