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力主抗法兴办洋务，他襄助维新却守旧，他是难扭国运的中枢重臣( 三 )

张之洞看到棉纱销路很广，便决定开设两个纱厂。他致电驻英国公使薛褔成向英商订购机器。光绪二十三年（1897）建成北厂，纱锭5万多枚，为湖北纺纱局。南厂一直没有建成，机器停放在上海码头任凭风吹雨打，后来张骞领去办了南通大生纱厂。湖北纺纱局、织布局、缫丝局、制麻局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转租给广东资本家组织的应昌公司承办。
张之洞还创办了制砖、制革、造纸、印刷等工厂，还有湖北枪炮厂。他在湖北还注重兴修水利，光绪二十五年（1899）前后修了三条堤。一条是武昌武胜门外红关至青山江堤30里，一条是省城之南的堤坝，自白沙州至金口江堤52里和一条从鲇鱼套起至上新河为止的10余里堤岸。这三条堤的修筑使常受洪水威胁的地区成为良田、市镇。
张之洞到了湖北，光绪二十年（1894）调署两江总督，任期一年多。他十分重视湖北、江苏的教育，创办和整顿了许多书院和学堂。在湖北，有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又设立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在南京，设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他派遣留学生到日本留学。在学堂、书院的学习科目方面，他针对社会需要有所改革，添增了一些新的学科。他也注意训练军队，在两江总督任职期内，他编练过江南自强军，人数逾万，地点在徐州，军官全部用德国人担任，采用西法操练。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回任湖广总督，将自强军交给两江总督刘坤一。
湖北由此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之一，而且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摇篮。武昌起义中的领导人物很多都是张之洞培养的学生，正如孙中山所说，他可谓“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 。

襄助维新却又守旧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虽然也筹饷筹军械，但他练的军队没有发挥什么实际作用。朝廷旨调四艘兵舰，他致李鸿章电说：“旨调南洋兵轮四艘，查此四轮既系木壳，且管带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练，毫无用处，不过徒供一击，全归糜烂而已。甚至故愈凿沉、搁浅皆难预料。”
甲午战争失败后，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希望朝廷总结失败教训，变法图治。由于他慷溉激昂讨论国家振作，主张反抗侵略，又办洋务企业，因此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称张之洞“有天下之望”，对这们封疆大历抱有很大的希望和崇敬。谭嗣同也说：“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轸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济者，要惟香帅一人。”这是当时维新派的共同看法。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张之洞表示赞助和同情，捐5000两以充会费。帝师翁同龢也加入了强学会，当时有“内有常熟（翁同龢），外有南皮（张之洞）”之称，翁、张成了强学会的两大支住。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康有为南下到了南京，去拜谒张之洞，受到他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康有为淮备在上海设强学会，推张之洞为会长，并代他起草《上海强学会序》。张之洞当时答应了。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时，请他列名，张复电说：“群才会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他以会外赞助人的身份，捐款500两，拨公款1000两，表示赞同。上海强学会成员中有汪康年、梁鼎芬、黄体芳、屠仁守、黄绍箕，都和张之洞关系相当密切。但是，后来他看到慈禧太后采取了行动，逼令光绪帝封闭了北京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便借口康有为谈今文经学、主张孔子改制说和他平素的学术主旨不合，停止捐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