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阳台帖|李白手迹《上阳台帖》( 三 )

在荣宏君看来，李白情商很高，成功设计自己的人生，以道入仕，无疑是一条终南捷径。只是，翰林待诏的职务本是陪皇帝游戏笔墨的闲差，显然不能实现他济世报国的初衷。天宝三年（744），受奸臣诬告，李白被唐玄宗“赐金还山” 。离开长安之后，李白和诗友杜甫、高适相约漫游河南山东等地。荣宏君推测，《上阳台帖》正是写于这次漫游途中。三人一起游历到王屋山，寻访阳台观的道长司马承祯。可到那儿才发现，司马道长已经仙逝。无缘得见老友，目睹他留下的巨幅壁画，李白感从中来，挥笔写下《上阳台帖》。在这首四言诗中，前两句“山高水长，气象千万” ，描绘的正是壁画中王屋山的景色；后两句“非有老笔，情状可穷” ，则是赞美司马承祯高深的画工。
经历初唐四家的发展，盛唐书风从方整劲健趋于雄浑肥厚，在张旭、颜真卿的引领下，已渐摆脱二王束缚，开拓出狂草与楷书的新境界。据明人解缙《春雨杂述书学传授》记载：“旭传颜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会稽浩。”李白草书深得张旭真传，纵放自如，意态万千，与其他人相比，精通剑术的李白，自然与从公孙大娘舞剑悟到草书深邃的张旭，更为投契。同时收藏有怀素《食鱼帖》和颜真卿《祭侄文稿》的元代大藏家张晏，对李白的《上阳台帖》格外偏爱，他在题跋中写道：“谪仙书传世绝少，尝云：欧、虞、褚、陆真书奴耳。自以流出于胸中，非若他人积习可到。观其飘飘然有凌云之态，高出尘寰，得物外之妙。尝遍观晋唐法帖，而忽展此书，不觉令人清爽。”

余叔岩使用过的鼓和张伯驹用过的镇纸，荣宏君收藏
散聚因缘至清代，收藏家安岐去世之后，他所藏的《上阳台帖》被收入乾隆内府，此后便一直保存在宫中。
1911年，清朝覆灭，逊帝溥仪不断将历代珍品书画偷盗出宫。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入住天津张园后，为了维持骄奢的生活，不得不变卖手中书画。《上阳台帖》正是在这一时期被溥仪出手，散落民间，最终被郭葆昌收藏。
郭葆昌的来头并不简单。早年他曾在北京一家古玩店当学徒，精于清代官窑瓷器鉴定。后来他当了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差官，由于为人机警干练，深受袁世凯的信任，逐渐升至总统府庶务司长。袁世凯称帝时，任命他为陶务总监督，负责烧造一套多达三四万件的“洪宪御瓷” 。袁世凯皇帝梦破之后，这套瓷器多数成为郭葆昌私人藏品，他也因此发了一笔横财。
1937年春天， 39岁的张伯驹在郭葆昌家中首次见到《上阳台帖》，同时看到的还有名列乾隆“三希堂”中的两件晋代法书——《中秋帖》和《伯远帖百思特网》。张伯驹在《春游琐谈》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形：“郭（葆昌）有伊秉绶《三圣草堂额》，颇为自豪。但其旨在图利，非为收藏。当时余恐两帖或流落海外，不复有延津剑合之望。”张伯驹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半年前，为了筹备大哥的丧礼，恭亲王奕訢之孙溥心畲便将家中所藏的唐韩幹名画《照夜白图》出售给了上海古董商叶叔重，并最终转售英人，致使国宝散落海外。张伯驹对未能阻止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眼见郭葆昌并非藏宝之人，他很快便请惠古斋老板柳春农当中间人，前往协商购买事宜。
商谈非常顺利，双方议定，张伯驹以20万元购买《上阳台帖》《中秋帖》《伯远帖》，以及唐寅《孟蜀官妓图》、王时敏《山水》轴、蒋廷锡《瑞蔬图》在内的6件书画作品，先付6万元，余款则以一年为期付清。没有想到，到了夏天， “卢沟桥事变”爆发，金融封锁，到了第二年张伯驹仍然不能还上余款，无奈之下，只有仍由柳春农作为中间人，退回《中秋》《伯远》两帖，以《上阳台帖》及其余画作留抵已付的6万元。郭葆昌去世之后，张伯驹托人向其后人郭昭俊询买二王法帖，但对方要价黄金千两，彼时张伯驹刚以4万元购得西晋陆机《平复帖》，显然无力支付如此巨款。这两件国宝几经波折，终在张伯驹的建言下，由故宫博物院以重金从香港购回，则属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