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河上公章句|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 四 )

(二百思特网)“言治身治国之要”——对象决定内容
《老子》81章中有大量的篇章涉及治国。《河上公章句》继承了这方面的内容,将《老子》的思想概括为“治身治国之要” 。《河上公章句》的逻辑推衍是从“治身”推广至“治国”,最终实现天下太平。36作者提出“人君能爱其身,非为己也,乃欲为万民之父母”,37明确指出人君爱身、养生是为了天下苍生,强调“治身”服务于“治国”的目的。
《老子》文本中含有“身—家—乡—邦—天下”的递进结构。《老子》第54章讲:“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老子》第13章提到“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里已经将“爱身”、“贵身”与“天下”相关联。《河上公章句》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发挥,大量而频繁地提到身国同构、身国同治,使之成为全书最突出的思想,构成《河上公章句》的一大特色。
首先,《河上公章句》明确而直接地表述了“身国同一”观念。《老子》有此思想,却没有这样的表述,“身国同一”是一种新的提法。《安民第三》对《老子》“是以圣人之治”的注解是“圣人治国与治身同也”38,《守道第五十九》对“有国之母,可以长久”的注文是“国身同也”39 。“身国”并提极为频繁,如“治国与治身” (无为第二十九),“治国治身”(养德第五十一),40“治身治国(守微第六十四)41等等。这些注文都肯定“身”与“国”存在共性。
其次,《河上公章句》反复将“治身”与“治国”对比论述,说明治身与治国原理相通。它说:
治身者爱气则身全,治国者爱民则国安。(能为第十)42
用道治国则国安民昌,治身则寿命百思特网延长。(仁德第三十五)43
治身者,神不劳;治国者,民不扰。(立戒第四十四)44
治国烦则下乱,治身烦则精散。(居位第六十)45
《河上公章句》确如陆德明所言重在“言治身治国之要” 。注文反复申说“自爱其身,以宝精气”(爱己第七十二)、“爱精重施,髓满骨强”(安民第三)、“除情去欲”(无用第十一) 。从这些注文来看,所谓的“治身治国之要”就在于“无为养神”、“无事安民”,宝精、爱气、养神46,不涉及导引、呼吸吐纳、内丹、外丹、房中等等。
治身与治国之所以能够相通是因为二者都遵循着“道” 。47用无为治身需宝精爱气、除情去欲,将这些原理推广到治国,则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最终达到身国兼治的目的。河上公正是从身国两个方面向君主进言的。“身国同治”是《河上公章句》最突出的思想。
永亨国祚、养生延年是帝王的追求。能教导帝王如何治身治国的往往是比帝王更高的神。为达此目的,《河上公章句》神化作者以加强其权威性,突出身国同治以增加其吸引力。将《老子》博大的思想体系具体化为“治身治国之要”,文本最终屈从于阐释者,是对象在决定其阐释的内容和方法。
(三)生成着的历史性
《河上公章句》形成于汉代,其对《老子》的注解打上了明显的汉代痕迹。在汉代,儒家取得“独尊”的地位,道家逐渐减弱其政治色彩,更多的关注修身延命。个人追求长生不死的气氛在汉代变得特别浓厚。《史记》记载李少君“以鬼神方见上……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 。48公孙卿劝汉武帝封禅、方士们提出入海求仙寻药、修建楼观以候神迎仙等要求都被武帝采纳。《资治通鉴》也记载汉代多位皇帝求仙的事实,如汉宣帝“修武帝故事,谨斋祀之礼,以方士言增置神祠”,49“成帝末年颇好鬼神,亦以无祭嗣故,多上书言祭祠方术,皆得待诏”,50“哀帝即位,寝疾,博征方术士,京师诸县皆有伺祠使者,尽复前世所兴诸神祠官,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51帝王如此着迷于求神问仙,以至形成“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52的风气。在此氛围中,《河上公章句》的阐释大量提到如何养生、如何实现不死,把长生之道提高到比经术政教之道还高的位置上,恰是时代精神的反映。
《河上公章句》大谈养生,但他不是单纯的谈养生,而是把养生与治国联系在一起,使其养生思想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体现了汉代章句学的特点。在汉代,章句学是官方学说,反映的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53《河上公章句》的注经显然也有志于治世,对《老子》的解释是以实用为导向的。它试图承担政治使命, 为政治的合理性提供支持,为汉代的现实政治生活提供理论指导,将经典诠释与汉代的社会需求挂钩,在客观文本与主观阐释之间,发挥了注者的主体性。为此,它的解释将原文中那些引而未发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引申。这种通经致用的思想不仅仅在汉代的章句学之中,也一直在“六经注我”的悠久的阐释史上。“中国的解释传统一直具有强烈的应用性倾向” 。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