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河上公章句|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 五 )

《河上公章句》对《老子》的诠释反映了汉代社会追求养生、不死的风气,体现了章句学的经世致用的特征,反映了那个时代发生的历史,发生才是所谓的事实本身。
四、结语
《河上公章句》作为对《老子》的诠释曾经受到士人阶层的广泛质疑和批驳。唐代刘知几甚至上书朝廷废除河上公注而保留王弼注。他说:
今俗所行《老子》,是河上公注。其序云,河上公者,汉文帝时人,结草庵于河曲,仍以为号,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经之鄙颜,流俗之虚语。按《汉书艺文志》,注老子者有三家,河上所释无闻焉。岂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说也。其言鄙陋,其理乖讹,虽欲才别朱紫,粗分菽麦,亦皆嗤其过谬,而况有识者乎?岂如王弼英才隽识,探赜索隐,考其所注,义旨为优,必黜河上公,升王辅嗣,在于学者,实得其宜。55
宋代黄震批评《河上公注》,说:
至八十一章之解,直谓河上公坐虚空中授汉文帝,其事发于裴楷。不知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仅尝劳军及郊雍,未尝幸河上。而裴楷乃晋人,非汉人也。……且史称河上丈人为安期生之师,六传而至盖公。盖公尚在文帝之前,河上公岂当文帝之世?其说不经,全类市井小说,略不知今古,辱《老子》之书又甚矣。56
今人劳健章(劳健)也认为“今传《道德经》分章标目本,即始于河上公。今传河上本有‘体道’、‘养生’诸章名,拟议不伦,殆为伪注同出流俗妄作。”57
上述批评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一、《河上公章句》托名的河上公及河上公见到文帝时显示的神迹是“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说也”,刘知几和黄震都用史实对此加以了辩驳。二、认为“其言鄙陋,其理乖讹,虽欲才别朱紫,粗分菽麦,亦皆嗤其过谬”,“辱《老子》之书”,即《河上公章句》的注解本身鄙陋、荒谬。三、指责《河上公章句》的“体道”、“养生”等章名为“伪注”、“流俗” 。这些针对《河上公章句》托名神人,内容和章名中都强调了养生、体道、不死、久寿的批驳可谓切中要害,但这些“鄙陋”、“流俗”部分正是《河上公章句》的特色,是其中的关键内容。所以尽管《河上公章句》受到了上述严厉斥责,但在道教内却受到了广泛的推崇。
《河上公章句》诸多“不经”之说,从诠释学的角度是可以得到解释的。任何一种诠释都离不开阐释者的历史境遇。宋末元初道士杜道坚在《玄经原旨发挥》说:“道与世降,时有不同,注者多随时代所尚,各自成心而师之。故汉人注者为‘汉老子’,晋人注者为‘晋老子’,唐人、宋人注者为‘唐老子’、‘宋老子’ 。”58魏源曾感慨:“解老自韩非下千百家。老子不复生,谁定之。”59没有定准,就造成原文与注释之间的差异、变异、歧义。有些变异在历史演变中被认可、被发挥,并演变为新的领域。“前人发其端绪,后人竟其引申”,中国传统的文本注释本就有“推阐”、“阐扬”、“阐发”之意。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曾经提出“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理解就不只是复制一种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60“哪里有阐释,哪里就有误读”61,这是任何一个训诂学者都无法跨越的历史局限性。从诠释学角度看,《河上公章句》的有些解释符合《老子》原意,并因逐字逐句的串讲而保留了《老子》原文,使其获得珍贵的版本意义。为了使其阐释对预设的读者帝王产生作用,作者隐去自身而托名古代神人和隐者,并将阐释内容集中于身国同治的思想。身国同治成为《河上公章句》的突出特色。作者还独辟蹊径地将“自然长生之道”上升为“常道”,开辟出养生以求不死的论域,为道教的成立提供了信仰性奠基。这样的阐释被批驳为荒诞不经,但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河上公章句》不仅在发现《老子》的意义,还在发明其意义,借注释而发挥,以此阐述自己的思想,在新的环境下用新的叙述方式加以表达,以此方式让道家思想得以推陈出新。所以,《河上公章句》虽然表面上看不过是对《老子》的“解释”,其学术地位依附于被解释的《老子》,但它有完全独立的价值,从而使这部注经作品本身也成为了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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