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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词彰显中国文化的
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既是人类对自身命运和存在状态的思考，也是人类意识中原初的、核心的意识形态，它包括情感和智慧两种内涵。
华夏民族的情感最初形态就是以诗歌形式记录下来的。《尚书·尧典》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诗是人类真善美、知情意的综合情绪，它没有偏见地记录着华夏子孙情感历程的变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情感的核心灵魂是“天真” 。这里所谓的“天真”不是任性，更非懵懂愚钝，而是真性情，它体现的是“自然”精神与“家园”意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将“自然”、“田园”作为生活的终极追求。“竹林七贤”的灵魂人物嵇康曾言“越名教而任自然” ，而嵇康本人“精光照人，七格凌云”的人格魅力更成为后人的榜样。有“自然”必有“田园” ， “田园”与“自然”相依相存。陶渊明的“田园”来自对老庄自然美学的崇拜。陶氏生于凡尘，却于红尘之外开辟了一片属于自己的“田园”世界，欣然捕捉“自然之美，真实志趣” ，他超然物外的心性不仅开辟了中国诗歌平淡自然、抱朴守拙的美学境界，而且成就了中国古典诗词的田园范式。于是，田园与自然逐渐成为中国士大夫的情感家园。
智慧，是某地域内的文化积淀内化于人之后的执行力，也就是人在某种特定文化熏陶之下的思维及其行为。“智慧” ，为“智”与“慧”的集合。智是聪明，聪明与生俱来；慧为慧通，需要勤学精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慧” ，体现出“慧通”之内涵。中国人的“慧通”外显为“温柔敦厚” ，内置为“圆融贯通” 。无论儒家还是道家，他们的主要观点都集中在塑造“和合”的人生气质，这是追求融合与和谐生活志趣的根本方式。在这个熔铸过程中，诗词发挥着根本的施教作用。孔子认为若不诗教， “君子”二字不过徒有其名。因此，就不难理解《诗经》为何成为儒家“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的基础了。
集体智慧，是华夏文明与自然相处过程中碰撞出的“相合”智慧。汉乐府民歌《江南》看似写采莲，其实在歌颂江南风光之余，想要传达人的活力，表现在与大自然的关系中，人与人之间那种相互合作、相互爱护、兴味盎然的集体主义精神。个体智慧，考验的是人在得与失的人生道路上的达观精神，并彰显个人的承受能力。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但于此逆境，他并没有与外界发生冲突，而是选择接受。一如他本人所言：“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无论人生如何苦痛，无论多少酸甜苦辣，最终必将风烟俱净，而永恒存在于人生的，还是我们面对生命起伏时的那份坦然。“相合”、“和谐” ，这些坚韧镌铭的生命意识，恬淡、合乐、自在。
古典诗词承载中国文化“风骨”“气韵”的审美观照
风骨与气韵，来自中国古代文论术语，指的是文章内容和文辞方面明朗、刚健的风度。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有“风骨篇” 。风骨，彰显内容的坚韧本质；气韵，反映文辞的感染力。气韵衬托风骨的劲健，风骨支撑气韵的光华。
风骨之气度，莫过于观照岁月的能量，中国古典诗词对岁月的描写是最具亲和力的。建安“三曹”之曹操慨叹“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初唐王勃诵“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而盛唐王之涣则歌“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宋代李清照叹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这些人生，或庄或谐，或爱或恨，或疏或痴，它们在风骨之内，气度之上，演绎出中国美学精神“蕴藉隽永”的意味。南宋词人蒋捷作《虞美人·听雨》，用观雨的心境将“少年、壮年、而今”和盘托出，突出了人生——这位高明工匠——雕刻出的岁月力量。岁月如雨，时光亦醉。痴于“醉”的，莫过于“谪仙人”李白。他的《客中作》，以酒告慰时光。李白酒入诗肠，狂歌“不知何处是他乡” 。几百年后，苏轼作答“此心安处是吾乡” 。在与时光对峙的人生中，诗词是唯一的安慰。这岁月的“沉著之致”积淀了风骨，凸显了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