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词彰显了哪些文化自信( 二 ) 关于文化自信的诗词「问人人知识网」

风骨之韵味，莫过于古人对“物”的执着。刘勰言：“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古人写物，其旨在“物我两忘” 。王国维谓：“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 ，即便是不起眼的花草，相对诗词作者而言也仿佛具有“明心见性”的品质。南宋诗人陆游，晚年隐居山阴（今绍兴）乡村，寒冬中偶见梅花怒放，兴之所致提笔作《卜算子·咏梅》。他虽没写一朵“梅” ，没着一枝“花” ，但读后却有幽咽的暗香扑鼻。“物”的淡雅之外，亦有浓郁气韵弥漫在诗词世界。“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李白的牡丹如此；“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 ，李贺的美酒如是，就连柳永的“别恨”也浓得化不开——“杨柳岸，晓风残月” 。古人观照“物”、珍视“物”的思想意度，是古人对“诗性”的自解，信手而出，奇崛有致。
综合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与西方哲学饱满的逻辑思维相反，它始终带着深深的隐秀色彩，内力隽秀，外显圆融，这是中国哲学以“道”为核心的“言有尽意无穷” 。而最终，它落实到了“意蕴无穷”的艺术气质上，其效果就是“不在场的出席” ， “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
　古典诗词昭示华夏的家国情怀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 ，也有“忧国忧民” 。
“边塞况味” ，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 ，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 。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 “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 “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生命意识、风骨气韵、家国情怀，这三者合而为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们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们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