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为何反对变法( 四 )

熙宁五年（1072）三月，国家颁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资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市易司），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的目的。
乍看“市易法”很像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可是却与宏观调控大不相同。
宏观调控管理市场，国家本身是不参与经营的，只是平抑物价。但“市易司”从事的却是买卖生意，这其中自然牵涉到利益问题。“市易司”虽然不能像商人奇货可居一样牟取暴利，但是为了盈利，在收购和发放时就会有回扣的问题存在。
“市易司”本来作为国家机构存在，如今却打上了商业垄断组织的标签，商人们为了能从“市易司”那里获得收益，就必须贿赂司中官员。如此一来二去，市易司产生了大量的贪官污吏，百姓不仅得不到实惠，反而更加受到政府的剥削。官方经商，竟成了祸国殃民之举。
“市易法”刚出台没多久，苏轼就曾上书王安石，并陈述了以上弊端，许多官员也对变法颇有微词，司马光也在其中。但王安石非但不听，还以“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为由，令近臣蔡京等人将神宗挡在了变法的舆论之外，屏蔽了朝内上下反对的呼声。
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实施中却有不周全的地方。不过司马光的反对，也有其刻板的一面。在司马光看来，治理天下就好比对待房子，坏了就加以修整，不是严重毁坏就不用重新建造。改革要稳妥，因为“重建房子，非得有良匠优材，而今二者都没有，要拆旧屋建新房的话，恐怕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了” 。司马光的这些观点未免迂腐，但这也是时代和社会给士大夫的心理束缚，在所难免。
一开始，司马光只是对新法持反对态度，后来才用激烈的言辞弹劾王安石。两人由莫逆之交，发展到互相攻击，用司马光的话来说，两人最后的关系便是“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的死对头，在无休止又无效益的争论中同归于尽。王安石戴上“熙丰小人”的帽子被千夫所指，司马光则作为反对王安石的元祐（宋神宗之子宋哲宗第一个年号）守旧党，背上了“元祐奸党”的罪名。
司马光用一辈子维护了帝王宗法，却落得骂名，然其政治生涯，也不见多么痛快。王安石下台了，司马光最后也下台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变法，就在二人面红耳赤的争斗中结束了。
司马光觉得王安石的变法对民生没有一点帮助，反而会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属于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不是不愿意变法，只是觉得王安石变法太不成熟，根本就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