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读书心得如何写？( 七 )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悲剧呢？
刘洪涛在《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中提出了一个别有心裁的观点：“我认为国民性中不仅有劣根性的一面，还应该包括姑且称为优根性的一面。沈从文的小说大约与鲁迅同时代，不过一个写浙东，一个写湘西。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另一些中国人，他们非常安详、和谐、善良，恰恰就没有鲁迅小说中劣根性的东西，把两位大师的小说放在一起谈，可能会帮助我们得到国民性的完整形象。”同样是写底层最普通的中国人民，鲁迅的小说中深刻剖析了中国人性中消极的一面，他们愚昧无知、随波逐流，不懂得抓住自己的命运；而在《边城》中，人们又淳朴厚道，充满了人性的闪光点。
通过平时在生活中的体会，我们不难发现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特性确实同时存在于我们的普通国民——或者说“农村人”——身上。他们热情好客，在他们身上你能感受到城市中难得一见的人情温暖；但同时这些人似乎又显得过于愚昧而没有大局观。鲁迅站在社会更迭的宏观角度上参透了国民劣根性，点出了其对革命进程造成的切实妨害；而沈从文则置身于苗家传统社会的一个小小缩影中，极尽细致地描摹出了此间的人情往来，借此给予读者以人性光辉最淳朴的熏陶。
这两个社会是泾渭分明毫无交集的，却又切实地发生在同一波国民身上。不同的是，大多数小说中的人物虽不自知，作者却已经清晰地点出了他们的问题所在并让读者同样理解到这一点，此后顺理成章地形成一个悲剧结局，以达到发人深省的效果。《边城》营造出的是一个让读者们也不禁神往的桃花源，里面每个人物身上拥有的是书本外的读者也不得不敬佩的高洁品性，这样美好的社会与人物，最后却落得了一个充满缺憾的结局，让读者都深深记住了这些人、记住了他们精神的伟大美好。
作为悲剧的重要源头之一，这种史诗般的命运感让人无能为力，而每一个人物之愈伟大、愈善良，反而使得这股弥漫全文的悲哀愈加浓重。作者在文中没有任何矛头精准的价值取向与批判，仅仅是客观地呈现，将之后的一切都留给了读者自己去捉摸评判，继而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需要赞扬的、应当追求的。
有的研究者运用结构主义批评方法，把《边城》分成表层和深层两种主题结构来分析，认为从《边城》表层来看是一个爱情故事，然而通过这个象征的框架，它不仅象征作者意识中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及其无可换回的必然衰落，而且暗示了作者一向追求的重塑民族形象，重铸民族精神的良好愿望的无可奈何的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