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抗争》的读后感大全( 五 ) 商会|商人|上海|总商会|抗争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动荡的时局和复杂的政治形式使得商会活动陷入停滞：
“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下，国土大片沦陷，交通中断，经济衰败，战事频繁，全国商会联合会不仅自身会务受到严重影响，而且更不可能开展大规模全国性活动，无形中不得不陷入停顿，名存实亡。”
于是个体商人的作用脱离商会得以彰显，比较典型的例子如附录二中的秦润卿以及时任上海市商会主席的王晓籁。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主席王晓籁在成立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强调“目前应付国难，不是暂时的而是持久的，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各界后援会是包括全市农工商学三百七十万全体同胞，取一致行动，努力于救国工作，并望人人本着‘自爱、爱国、自救、救国’的精神以挽救国难。”[4]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仅仅20天后，就爆发了八一三事变，事变后第二天，国民政府发行救国公债5亿元，后援会就发布通告征募抗敌救国捐，同时呼吁社会各界为挽救上海危局仗义疏财。秦润卿也在筹募委员会中，在募捐过程中，他频繁出席各团体组织的支持抗战活动的会议，尤其是利用其在工商界中的声望为筹募救国公债多方奔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当然，上海总商会中积极发挥作用的不止秦、王二人，杜月笙、虞洽卿、钱新之等人都在抗敌后援会中有重要作用。
王晓籁（图片源自百度百科）
至于抗战胜利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重建，同样并非一帆风顺，而这中间除开战争余火尚存和抗战胜利后出现的经济危机外，显然也离不开政治因素，政府牵头下建立的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不得不说是带有当政者的政治和经济期盼的，当时报刊舆论的明显感受是：“政府当局对全国商联会成立大会，极为重视，深盼能籍此次全国三百余各地工商代表之集会，能襄助政府，改善经济政策，渡过当前危机。”[5]
纵观中国近代上海商会的发展历程，可以鲜明的体会到商人群体在政权更迭中左右逢源的挣扎，从大多数商人群体的选择来看，商人群体并不是一个完全受利益驱使的群体，虽然其“知时善变”，但遇到民族存亡时，又表现出极强的正义感，这也是近代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下造就的中国资产阶级的独特性，但其中也不乏一些抛弃民族大义之人，如引起1924年、1926年两次换届改选连续出现的纷争的罪魁祸首傅筱庵就是一例，在1926年换届改选中，军阀孙传芳曾公开支持傅筱庵就是傅筱庵千方百计对孙传芳予以巴结、讨其欢心的结果，正如作者在文中所引1924年第一次选举纷争时，商界人士姚公鹤之断言“夫会长为义务职，不应有争夺之价值，不应争夺而必须争夺，则必其有作用可知，作用如何，以公鹤所见及者言之，（一）籍此以巴结政府。（二）籍此可以联合各业。质言之，谄上骄下四字而已。”后来日军侵华，上海沦陷后，傅筱庵于1938年1月附逆投敌，出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因王晓籁坚决主张抗日曾派人暗杀，这样的选择，或早已有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