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抗争》的读后感大全( 三 ) 商会|商人|上海|总商会|抗争

上海商会在中国近代史中毕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把中国上海的商人团结在了一起，维持着商人之间的稳定，维护着国家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但商人毕竟有着局限性，比如近代社会变革中有工人革命、农民革命，但商民革命非常缺少，并不是他们没有革命的需求，但他们也有着自身的需求。从上海商会的整个发展历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商人的一个缩影，他们就是在《曲折的抗争》，就是波澜中发展。
《曲折的抗争》读后感(三)：曲折与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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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曲折的抗争》最后的两则附录中，作者列举了两位在近代中国商会发展中有重要作用的商人，一位是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商界第一伟人”的曾铸，另一位是上海“钱业巨子”秦润卿，按作者之意，两位商人都有鲜明的个人特殊性，很难具有多少代表性和普遍意义，姑且只能算是一项个案研究，事实上，在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变迁中，找到一位拥有典型代表经历的商人并非易事，一方面是由于近代国家动荡中社会成员的复杂属性，使得个人的成长经历很难复刻，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由于频繁的政权更迭引起的商人与政治间的暧昧联系，使得短短几十年间崭露头角的不同商人往往需要应对不同的政权政策。商人群体的复杂构成使得由商人们组成的区域性商团、商会有了更难以厘清的政治取向，这一点，在全书十一个章节中都有体现，不同历史时期的上海商会（作为全国商会的典型代表）在与政治的角力中此消彼长，纷争不断，其根源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农商政策的取向。
自战国李悝提出“农伤则国贫”的观念，“重农抑商”的政策几千年来一直是历朝统治者遵循的铁律，其间偶有回暖，也多是昙花一现，“士农工商”的社会阶级秩序根深蒂固，严重制约了中国古代工商业的发展。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清政府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封建统治，开始鼓励工商，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初步的提升；二十世纪初期，清政府进一步放开了对工商的钳制，奖励实业，商人的合法地位进一步提高，当然，这一时期同样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顶峰时期，与之前商人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经受过近代思想洗礼的商人已经逐渐认识到联结工商各业的重要性，开始寻求突破行业和地域的商人联合方式以期对抗外国资本主义，而在被迫开放的商埠中活跃的洋商会无疑给中国商人们提供了最好的范本，清廷在巨额赔款的重压下推出的新经济政策使得中国商会应运而生。对此，邱澎生在《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中的总结相当精辟：“商会的出现，不是反应商人终于体会到联系合作发展经商利益的必要，而是反应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政府开始出现以支持市场为目标的经济政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