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抗争》的读后感大全( 四 ) 商会|商人|上海|总商会|抗争「问人人知识网」

当然，宏观来看，正如作者文章开篇就指出的：
“从清末至民初，近代中国商会的诞生就其表象而言似乎较为顺利，发展也十分迅速，但实则却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进程……”
1903年清廷颁布《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凡属商务富庶之区，不论系会垣，系城埠，宜设立商务总会。而于商务稍次之地，设立分会，仍就省分隶于商务总会”[2]，1904年6月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正式更名为上海商务总会，总会改组完毕后就对一系列华扬纠纷案件进行协调，在为本土商人谋取权益上取得不小的成效。1905年，《华工禁约》[3]矛盾日益加重，甚至影响到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国内掀起了一场抵制美货的运动，这场活动中，曾铸四处奔走、积极发声，发起和领导了本次抵制美货运动（这也是曾铸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商界第一伟人”的原因），上海商务总会也参与其中，并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耐人寻味的是，1905年11月上海商务总会领导人的换届改选，身为福建帮商董的曾铸以最高票当选上海商务总会总理，此前历届当选总理者，均为宁波帮商董）。此后，上海商务总会又牵头讨论修订工商法规事宜等，社会声望、社会影响愈加浩大，俨然成为国内“第一商会” 。在1907年，由上海商务总会牵头发起召开的第一次商法讨论会，讨论了设立华商联合会这一重要事项，当然，此次筹设，因缺乏清政府和海内外商会的支持以失败草草收场。此后几年中，上海商务总会虽又有尝试，但终未能如愿，直到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正式成立中国商会联合会。
在政治动荡中应运而生的全国商会联合会，直至1928年解体，始终与国内政治变局紧密相连，无论是反对“二次革命”的函电，还是寻找外国领事居中调停，试图促成南北议和的不当举动，都是商人逐利本性的驱使和政治眼光的局限，当然，后来者的历史评价往往不自觉带有政治正确的预设，这一点，从上海总商会屡次请辞袁世凯政府颁发的奖章其实也有所印证，囿于时局和逐利的追求，对于当时上海总商会来说，只能留待后人评说！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学生、工人、工商业者纷纷以罢课、罢工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但上海总商会在刚建立的国家主权受到破坏的情况下态度暧昧，致使上海总商会在五四时期的商誉受损，其1919年5月9日发出的向北京政府的“佳电”，不仅遭到了来自工商业同行的批判，也在总商会中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众矢之的的朱葆三、沈联芳双双下台。而在后一年的改组选举中，观念陈旧、思想老化的绅商基本落选，而一批在新时代成长起来的工业资本家、银行家充实到上海总商会内部，为总商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此次选举中，棉纺工业资本家聂云台当选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富有改革精神的钱庄经理、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当选副会长），当然后来在上海总商会内部也出现了选举纷争，导致内部会董、会员之间形成不同派别，各执一词，相互攻讦（第九章、第十章即在讨论1924年、1926年相继进行的两次换届改选连续出现的较为严重的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