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读后感100字( 八 ) 王莽|儒家|历史|日本|历史人物「问人人知识网」

既然“圣”是儒家思想的最高目标，而王莽“制礼作乐”所效仿的对象则是孔子感叹“久矣吾不复梦见”（《论语·述而》）的周公，足以见儒家思想对王莽的深刻影响，东晋次将王莽称为儒家理想的信徒，从构建儒家理想政府的角度入手来理解王莽的改革动机，元始三年和元始五年王莽牵头的两次关于礼制的改革，元始四年“（王莽）奏起明堂、辟雍、灵臺[1]，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尤甚”（《汉书·王莽传上》）用来振兴儒学的举措，以及王莽称帝后，“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买卖”（《汉书·王莽传中》）实施“井田圣制”这种儒家思想中理想的土地制度的改制，都是王莽一心建设儒家礼制国家的表现。现代经史大师蒙文通在论述今文经学“革命”之旨的各种典章制度指出，在今文经学的语境中，井田制是“通国皆助，通国出兵出车，通国立学，而君子野人之割泯”的新制度，辟雍制是打破贵庶之分，普及于全民的教育，明堂是包含政治权利平等开放意义的议政之所，所谓“明堂大学之制行，则贵族替而政归平民无惑也。”[2]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王莽种种举措，确是在构建一个符合儒家理想的国家。
【《王莽》读后感100字】这种理解，是东晋次《王莽——儒家理想的信徒》一书的出发点，也是王莽“儒家理想信徒”身份判断的落脚点，这种书写与自东汉以降历代正史论述中“篡位者”形象的王莽有很大出入，甚至完全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物形象，在《汉书》中，班固以远超书中其他任何历史人物的篇幅详细记录了王莽跌宕的一生，文末“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的历史论断，成为东汉至清代所有正史论述中的唯一判断，直至20世纪，近现代学者将出于对现代问题关注的需要，将现代判断投射于历史人物和事件，从而得出了诸多不尽相同的结论，典型的如胡适将王莽视作一个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者，顾颉刚论王莽为“以大魄力开创新制度，平阶级，厚民生，裕国计，此实中国政治史上最可纪念之人杰”[3]，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种种对“篡位者”形象的平反，更为这位生涯跌宕的历史人物增加了许多魅力。
日本学者东晋次“儒家理想信徒”的这一论断，也不过是众多“王莽论”的一环，他在中文版后记中指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并非易事”，我非常赞同，因为对历史人物的这种评价不在于得到本人的首肯，而在于为当下、为后人提供一个视角，去思考当时时代环境下历史人物是如何求存、如何应对接踵而来的问题，思考在当时及后来的书写语境中，一个历史人物是如何成为历史人物的，这既是一种人物形象与不同时代思想观念的互文，也是立体的人与具体的符号联结的同构。在“王莽”这个点上，汇集了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文化史、政治史、社会史等多条脉络，每一次对其历史身份的体认与重构，都是思想史上“古”与“今”一次新的绾合，这或许才是历史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