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的产生 诗与诗词的区别( 三 )


咏物词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 宋人咏物词概述两宋时期,是词的黄金时代,词从一般的歌伎贿酒的场合渐渐扩展到了文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到了后来,几乎到了可以与诗分庭抗礼的地步 。
咏物也因为这样的变化,逐渐成为词体抒情言志的一个重要方式 。
咏物词的创作,北宋时以苏轼、周邦彦为代表,南宋时以辛弃疾、姜夔、吴文英、王沂孙为代表 。
他们因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文学风尚以及个人精神气质的不同,对咏物词的创作也表现出不同的风格 。
从发展的历程来看,个人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地在表现手法上进行丰富和改革,都对词体本身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至南宋末年,咏物词已经成为人们的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表情达意的重要方式之一 。
下面按发展顺序,对宋人咏物词作一个大致的概述 。
一、 苏轼以前的咏物词词在初起的时候,主要的作用在于酒筵之间的应歌贿酒 。
所以风尚大多流于抒发男女缠绵情意,题材相应狭窄地集中在男女相思离别上,而且一般是代言体,很少有个人的情感心志贯穿其间 。
唐五代时候,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诸词人以南唐二主一相(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宰相冯延巳)的词作,虽风格各有不同,主体的导向却是婉约流美 。
从此婉约便代表着词的“正统‘的主体风格,后代虽或有变革,如苏轼等人,而词之主导方面却没有能从根本上得以改变 。
近代以前的批评家们,多推尊婉约为正宗,即或时有持异议者,也并不敢轻视婉约一脉 。
我们今天看来,婉约不能单指词的一种风格,而应包括词的一种表情达意的作法 。
它不能限定词的题材的多样化,同时,它也堪称是”词之言长“这一区别于诗的特色的最重要的质素 。
由于早期的词作主要注意到的是爱情和美女,作者的主观感情不必放入其间,所以词从一开始就有着与诗不同的地位 。
一个文人,在诗里须得忧国忧民,板出极严肃的面孔,而在词里却尽可以放荡不羁,流露他内心中最隐秘而又最不悖于人性常理的东西 。
他们不必非得托物言志——那些是用于写诗的材料和作法;他们只说眼前事,写当下轻松愉快的感触就行了 。
所以,词在早期的时候,理性是不受到欢迎的因素,感观的沉溺和情绪的张扬才是文人和歌儿们共同追寻的东西 。
我们试看一首花间词派的代表作品温庭筠的《更漏子》词:玉炉香,红烛泪,偏照画堂秋思 。
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 。
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 。
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
熟知温庭筠作品的人,都知道温诗和词绝然不同的风格——诗的言志和词的抒情判若两途,我们能够体会出当时人们对词这一新兴体制的认识 。
这首词不可不谓深情款款,但显然很难从中推断出作者的情怀乃至于精神气节 。
尽管后人如清代批评家张惠言从温词里看出了作者的感慨之深,但这只能算是聊备一说 。
那么有寄托深意的咏物之作,在这一时期的词中,就理所当然地少而又少了 。
即或咏物中无关寄托,只是纯粹地赋写物象的作法,也因为初期词体制短小(多为小令)的约束,而不能从容婉转地描摹物态 。
故而咏物之作,在早期词中真是踪迹难觅 。
《花间集》所收录的五百首作品中,除了《杨柳枝》习惯地咏柳之外,只有牛峤的《梦江南》两首:一咏堂前的燕子(词曰:“含泥燕,飞到画堂前 。
占得杏梁安稳处,体轻唯有主人怜 。
堪羡好心情”),一咏红绣被上的鸳鸯(词曰:“红绣被,两两间鸳鸯 。
不是鸟中偏爱尔,为缘交颈睡南塘 。
全胜薄情郎”) 。
北宋初期,在欧阳修、晏殊、柳永等人的努力下,词的表现方法渐趋丰富,抒情意味更加浓厚,题材也有所扩大;但对词的概念的认识,仍然一如前代 。
例如作为宰相的晏殊对于别人把对词的评价和他联系起来就很不愉快 。
在这种情况下,咏物之作难以寓目也就容易理解了 。
到柳永出现在词坛上,情形有了变化 。
其词渐渐与个人情感紧密相连,并在词的体制上创制了长篇慢词,解决了词的包容量问题,“赋”的表现手法在这样的境况下,遂得以发扬 。
不过,在柳词中,题作咏物的作品也只有《木兰花》三首,分别咏杏花(词曰:“剪裁用尽春工意 。
浅蘸朝霞千万蕊 。
天然淡泞好精神,洗尽严妆方见媚 。
风亭月榭闲相倚 。
紫玉枝梢红蜡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