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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英文缩写（论文里副教授英文缩写）
对于以学术为志业的人而言，博士生涯是他们必须走过的一段漫长旅程，朝向知识圣殿的光亮，艰辛而孤独地前行。象牙塔之外的人们看向博士的眼光是复杂的，有仰慕歆羡，有敬而远之，随着从女博士的污名化到博士生的心理问题等负面话题的反复出现，更多的是疑虑和不解。
在这样的背景下，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特别推出“象牙塔之巅”专题，邀请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博士们讲述自己的经历、研究以及对这段生涯的反思。相比于“为什么读博”和“读博有什么用”，本专题更希望回答“读博的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在一系列文章中，我们将看到个人的困惑和抉择，学科的样貌和特色，也会看到更大的社会结构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和个体的学术经验联结成整体。
2009年六月底，我从北大元培学院化学方向毕业，赴纽约三校联合项目（Tri-Institutional Program in Chemical Biology)攻读化学生物学的博士学位。三校为洛克菲勒大学(The Rockefeller University)，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 (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和威尔康奈尔医学院 (Weill Cornell Medical College) 。三所学校均为著名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彼此之间仅隔数百米，经常共享科研资源，我所在的博士项目仅为三校诸多合作关系的一小部分。我赴美的时间比大部分博士新生早了一两个月，为此甚至没来得及没参加北大的毕业典礼，这是我本科的一个遗憾。之所以提早离校，是因为我的博士项目要求学生六月底开始第一个轮转——美国大学的毕业季一般在五月，但中国高校多在七月初。出国之前的一周，我穿梭于未名湖畔的行政楼之间，集齐了毕业所需的十几个公章。匆匆和家人朋友道别后，就跳上了去纽约的飞机。

洛克菲勒大学
轮转（Rotation）制度：导师与学生的双向选择
轮转制度是美国生物医学的主流做法。一年级博士生得到博士生项目的正式录取后，会主动联系与自己研究兴趣相匹配的导师，到实验室实习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学生会尽可能了解实验室进行中和计划中的研究课题，初步学习一些实验技术手段，观察导师的个人风格和实验室的内部文化，向实验室的资深成员打探“内情” 。而导师也会考察这个学生是否具有在自己的实验室成功完成博士论文的潜力。在大部分生物医学院系，每一个轮转的时间大多为三个月，每个学生一般有体验三个实验室的机会。也就是说，生物博士生的第一年基本会用于轮转。化学系的每个轮转周期一般不到一个月。至于物理系，轮转制度并不普及。这与学科传统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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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转制度的目的在于弥合学生和导师的信息差，避免“速配”造成的后续问题。轮转制度对学生尤为重要。大部分一年级博士生其实没有成熟的学术兴趣，在选择导师这个问题上很容易受制于路径依赖，在几个不同的实验室轮转是开阔思路的好机会。有的导师头衔很高，名气很大，但并不善于指导学生。又或因成名已久，大部分时间花费在云游四海参加会议上，并没有太多的精力指导学生。有的导师事必躬亲，有的导师则推崇自由放任，不同类型的学生偏好也不同。实验室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有的实验室同事之间团结一心，有的则存在内部竞争。不靠亲身观察，仅通过网上公开信息和口口相传的风评，是很难确定一个实验室和导师是否真正适合自己的。轮转制度其实对导师是一种监督和激励机制。而对导师来说，轮转的机会成本也是值得的。大部分一年级博士生的简历其实难以准确反映他们作为科研工作者的潜力：有的学生成绩耀眼，真动手做研究却能力平平，或者欠缺团队合作意识。轮转看似浪费时间和资源，长远看百思特网是有利于学术生态健康的。
据我所知，这种做法在英国、欧洲大陆和东亚并不常见。在这些地区，博士生和导师配对大多还是依靠传统的一对一联系。近年来，部分中国高校的博士项目也开始鼓励学生轮转，这是可喜的趋势。此外，中国大陆的学生在申请博士生项目时，有时会为了去心仪的“名校”而提前和某个教授达成协议，入学后是不能自由选择导师的。个人认为这种做法有一定风险。远隔重洋的学生很难探明实验室的真实情况，在整个读博期间，导师和学生的地位是不对等的，导师的影响力不仅限于学生的学术前途，一个恶劣的导师甚至会危及学生的身心健康，此前武汉理工大学陶崇园的惨剧就是明证。导师培养学生固然要付出时间和资源，但学生选择导师的潜在机会成本相比之下更为珍贵。博士生和导师之间应该是基于互惠原则的双向选择，而不是导师对博士生的单方施予。实际上，学术和人品均属上乘的导师往往门前要求轮转的学生络绎不绝，反而并不会轻易接受一个大洋彼岸的陌生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