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教授英文缩写|论文里副教授英文缩写( 四 )


象牙塔内的心理健康
某日,我读到塔勒布的《黑天鹅》中的一段文字,不禁笑了出来:“每天早上你离开曼哈顿的狭小公寓,来到洛克菲勒大学的实验室 。你每天很晚才回家,处于你社会关系网路中的人们问你一天是否过得好,只是礼貌起见 。在实验室里,人们圆滑得多 。当然你过得不好:你没有什么新发现 。”这的确是对科研日常的真实描述 。在《黑天鹅》一书中,塔勒布将行业分为“极端斯坦”和“平均斯坦”两类,前者的特点是少数赢家分走大部分蛋糕,如文学、艺术,科学;后者的努力与回报相关性要大得多,如医生,律师,会计 。塔勒布的建议大部分人选择“平均斯坦”职业 。
据我所知,博士生和博士后的确是心理健康问题高发人群 。电子游戏之所以令人持续分泌多巴胺,是因为其设计中包括明确的阶段性目标与及时精细的正向反馈机制——把游戏的特点反过来大概就是科研人员的日常了 。科研课题的终点往往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一个课题开始的时候,可能导师的脑海中也没有清晰具体的目标,一个博士生需要学会在开放水域自我导航,这当然是一种可以通过系统训练掌握的能力,只不过在博士之前,大部分学生没有接受过解决开放性智力问题的训练——从小学到大学,教学大纲一般指向既定的知识和技能 。科学研究的开放性不仅是智力挑战,也是心理考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受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才能看到结果的工作模式 。此外,大部分的实验都注定要失败,连串的负反馈很容易降低自我效能感 。而面对负反馈,勤奋的博士生往往会投入更多的时间,结果是自我价值愈发系于课题的成败 。我博士读到一半的时候,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给自己定了周五晚上尽可能不工作的规矩,因为在大家都去放松的时候加班,实验失败带来的沮丧感会成倍放大——而实验大概率是不成功的 。
我博士期间大部分时间心情愉快,很大程度上与导师风格和我所在的城市纽约有关 。Tom奉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管理哲学,实验室没有考勤一说,个人对自己的时间有很大的支配权 。塞缪尔约翰逊说:“如果你厌倦了伦敦,你就厌倦了人生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纽约 。曼哈顿抬头所见大多是四角的天空,或许不适合仰观宇宙之大,但品类之盛却是世界上其它城市鲜能匹敌的 。在纽约的五年里,我曾对比过大理石和青铜在昼夜晨昏下的光影变幻,在赵孟頫、李公麟的真迹前独自伫立而无需与人争抢,见过的排满四面墙的维米尔和伦勃朗,在中央公园的夏夜里看露天的莎士比亚戏剧,去正统犹太人同学家中参加安息日仪式,当然,还有自由阅读的大段时光 。这些无法放到简历中的无用之事,是我博士期间幸福感的来源之一 。
当然,科研人员面临的问题并不都是积极心理学可以解决的 。博士生之所以选择科研这一行业,往往是为科学发现的浪漫历史所感召 。在现实中,科研工作者面对的,却是激烈的同行竞争、论文发表的压力、基金申请的艰难,一个“理性化”的学术体制可能有利于提高知识生产效率,但对身在其中的个体,大概是并不可爱的,甚至多少令人产生幻灭感 。而另一个严峻的问题是理工科学术界不合理的人力资源结构与微薄的物质回报 。今天科研工作的主力军仍然是博士生,一个理工科导师的职业周期内往往会培养几十个博士毕业生,但稳定职位的增长速度显著落后于博士培养的扩张速度 。有一种看法:科学研究人员最富有创造性的年纪是二十几岁,而三四十岁后就只会走下坡路 。至少对化学和生物这类实验科学,这种看法并不正确 。一个合格的研究者不仅需要积累具体的技能,还要培养学术品味和嗅觉,积累课题管理的经验,大部分低年级博士生是没有这份老道的 。我在洛克菲勒的五年中,曾遇见过这样的资深博士后:他们或许不会像年轻人一样焚膏继晷,但工作效率是稚嫩的新人难以匹敌的 。然而这些人只能靠一份临时合同维持生计 。在目前的学术体制下,科研工作者一般需要升为PI才能获得长期聘用合同和体面的中产薪水,但PI基本无法将主要精力用于一线工作 。据我所知,只有极少数资金极为充裕的研究机构,如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为具有博士学位但无意承担PI管理角色的科学研究人员提供有吸引力的职业选择 。学术研究本应比任何行业都更珍惜人力资本,然而现实中这个体制持续招收超量的新人,花五到七年将他们打磨成熟,然后将年富力强的熟手批量淘汰出去——这真是吊诡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