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教授英文缩写|论文里副教授英文缩写( 二 )

小而美的洛克菲勒大学
2010年夏天，我完成三次轮转和博士一年级的课程要求，正式加入Tom Sakmar在洛克菲勒大学的实验室，研究G蛋白偶联受体。
洛克菲勒大学（Rockefeller University）的前身洛克菲勒研究所（Rockefeller Institute）成立于1901年，是美国第一所专注于生物医学的研究机构。校园位于寸土寸金纽约曼哈顿东河之畔，1954开始招收博士生，1955年正式更名为洛克菲勒大学。二十世纪初，洛克菲勒研究所以微生物和传染病学知名于世。刚入校时，我在图书馆中看到一座东亚男性的胸像，其人头发蓬乱，目光炯炯，细究之下发现是《樱桃小丸子》和《哆啦A梦》中日本小学生的偶像细菌学家野口英世。近年来，洛克菲勒大学在神经、免疫、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等领域保持了领先的水平，在我入校的时候，有数位诺贝尔奖和拉斯克奖得主还活跃在科研一线。
这所学校坚持“小而美”的路线，不设院系，学校的主体部分是一个个独立运作的实验室，近年来实验室总数维持在七十到八十之间。洛克菲勒大学没有本科生部和硕士生项目，只有哲学博士（PhD）和医学－哲学博士（MD-PhD)两类学生，全校学生总数不超过二百人，校园里的科研主力是广义上的“博士后”，“博士后”不是学历，而是一份工作，从业者处在已经取得博士学位、但还没有获得正式教职的过渡阶段。这样的博士后在洛克菲勒至少有三百人。
由于学校经费充裕而学生数量有限，每个学生的待遇堪称优厚。博士生的奖学金和医疗保险来自学校教学预算，因此博士生选择导师的时候不易受到导师经费的限制。每个博士生另有一小笔可以独立支配的科研经费，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购置电脑，参加学术会议，或者请工作上的合作者吃饭喝咖啡，教务不会干涉。洛克菲勒大学在主校园周边拥有若干公寓楼，教职员工和学生都可以申请入住，而博士生享有可观的住房优惠。在博士期间，我和同学合租学校的三室一厅，客厅窗户正对东河河景和罗斯福岛，采光极好，水电网费全包，而月百思特网租不到七百五十美元，每个月缴完房租后奖学金净剩两千多美元，按照我当时的消费水平，这堪称“高收入”——所以在洛克菲勒大学做博士生的确是无需日日为稻粱谋的。
导师？老板？
中美科研和博士生培养体制不同，中文语境中对博士生导师一职的理解和美国也有差异。中国科研院校中“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是正式职称，“博士生导师”要比“硕士生导师”更有资历和权威。而美国科研系统中“博士生导师”并非一个正式头衔，而是研究性大学和科研机构教职工作内容的一部分。美国研究性大学的终身轨（tenure track）教授分三级：正教授（full professor)，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一个学者从被聘任为研究性大学助理教授的第一天开始，就具有招收和培养博士生的资格。而以教学为主的文理学院和社区学院一般鲜有博士生项目，教授自然不是博士生导师。在中国，“师生”是五伦之一，对导师的角色期待往往近似于“亲近的长辈” 。而在美国的博士培养体制中，导师和学生是一种职业合作关系。专业之外，不适合普通朋友做的事，导师都不应该让学生做。学生不是导师的行政助理，更不是私人助理。导师可以对学生的职业发展提供意见，但不应该主动介入学生的私人生活。
在理工科领域内，和教授头衔密切相关的一个职务，叫“实验室主持人”（principle investigator，PI) 。研究性大学理工科的终身轨教授一般默认要承担PI的职责，博士生导师和PI的身份往往是重合的。PI和博士生、博士后的关键区别在于“独立自主”：PI是实验室的直接和最终的负责人，并不受更资深的同事的领导。不管是系主任、校长还是诺贝尔奖得主，原则上不能越过PI干预另一个实验室的选题和运作。
PI一职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现代科研体制“理性化”的产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前，科学家能得到的资源主要来自有限而不稳定的私人资助和大学教职。二战充分证明一国的科学研究水平是其工业和军事实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大国竞争令政府经费有组织有目的地涌入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至此科学研究才分化为一个对社会各阶层开放的主流职业。与此同时，科学研究本身变得更复杂，更需要不同专长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更依赖昂贵而精密的仪器和特殊的实验室环境，今天的论文往往比五十年前的论文包括更多的数据，有更多的署名作者——简言之，今天的科研比早前更需要人力物力的稳定投入，在大部分国家，这种规模的支持主要来自国家的税收。而像美国这种私人资助科学研究风气极盛的国家，其规模也扩张到了惊人的水平，突出的例子如生物医学领域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每年资助额度高达十亿美元。如何保证庞大的公共和私人经费能被有效地分配和问责呢？在科研体制中引入科层制的管理手段，就成了很自然的答案。然而科学研究本质上是创造性活动，而创造性活动是不能被充分计划的，这和官僚制的运行逻辑截然相反。历史上成功的“大科学计划”，如曼哈顿原子弹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其本质是目标明确的工程，关键的科学问题在此之前都解决了。这类计划很少会因为本质上不可行而宣告失败。而基础科学领域的大计划，其结果则充满了不确定性。成功的先例固然有，如美国引力波探测计划（LIGO）。反面教训也不少，如欧盟人类脑计划（Human Brain Project)，批评者指称这项计划让13亿欧元打了水漂。对基础研究而言，最有效率的科研经费分配体制或与风险投资策略颇有相似之处：将种子资金广泛的撒在不同的领域。在美国，承接政府基金的主体是数万个独立实验室，其规模通常从几个人到十几个人不等，只有少数特别成功的实验室能发展到三四十人以上的规模，在这种去中心化的组织模式里，PI起了关键作用。很多博士生和博士后私下里会戏谑地称导师为“老板”，其实PI的工作和创业公司的核心创始人颇有相似之处：战略规划、人力资源、财务管理、对外公关、日常运营。PI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是持续引入科研经费维持实验室的运转，至少对实验科学，没有经费，无异于烧无米之炊，就算是诺贝尔奖得主的实验室也会被迫关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