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江西官场的三次冲突曾国藩|与|江西|官场|的|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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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军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事，烽火很快席卷江南半壁。此时，曾国藩及由他组织和率领的湘军趁势而起，于咸丰四年（1854年）走出湖南，与太平军鏖战于湖北、江西、安徽等广大地区，逐渐成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主力军。与八旗、绿营等清廷正规军不同，湘军属于临时性质的团练，士兵由自己招募，粮饷等后勤补给由自己筹措。离开家乡以后，由于缺乏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支持，缺粮、欠饷一度成为湘军的生存常态，这让作为统帅的曾国藩十分头疼，常常即便是其百般腾挪也难以解决。所以，为了湘军的生存，作为理学大儒的曾国藩有时也不得不放下身段，顾不上个人私交，不惜与当地官场撕破脸皮，全面“开战” 。这其中，尤以其与江西官场的三次冲突最为突出。
第一次冲突发生在咸丰五年（1855年）。当年六月十二日，曾国藩向清廷上了一道措辞辛辣的奏折：《奏参江西巡抚陈启迈折》，列举了“粉饰欺上”“保举不公”“颠倒黑白”等几大罪状，严厉参劾江西时任巡抚陈启迈以及时任按察使恽光宸。此折一上，对于江西官场，无疑是平地一声惊雷。当时，曾国藩的身份不过是一名无地方行政实权的在籍侍郎，其统率的湘军自咸丰四年进入江西作战以来，虽为当地顶住了巨大压力，但依然不过是孤悬客居的“客军”，筹粮筹饷无不仰仗于当地政府的支持。然而，这一次“客人”竟要参劾“主人”，而且一次还要弹劾作为一省“一把手”和“三把手”的两名大员，这无疑是向整个江西官场公开宣战！这次冲突的导火索是江西万载县的举人彭寿颐。彭寿颐本人颇有才干，在太平军来临之际，也拉起一支团练，但乡民彭才三不想捐资入团，不仅将团练搅散，还诬陷彭寿颐可能谋逆。万载知县李峼因收受贿赂而偏袒彭才三。彭寿颐当然不服，便四处上告。对此，巡抚陈启迈不但不予纠偏，反而指使按察使恽光宸对彭寿颐严加刑讯，试图坐实彭的“罪行” 。没办法，彭寿颐不得不求助于曾国藩，曾本想调彭至军营效用，借此拉近与江西本地士绅的关系，这对湘军的粮饷筹措有着直接的好处，但其多次与陈启迈面商，均遭到拒绝。本来，陈启迈与曾国藩属同乡、同年、同官翰林，应有着良好的私交，但陈对湘军不仅不予全力支持，还多方掣肘，动辄以不给饷相要挟，这让曾国藩极为恼火。于是导火索一旦引燃，“新仇旧恨”便一起爆发。早怀怨愤之心的曾国藩，此时再也忍无可忍，便上了这样一道极冒政治风险的奏折。由于当时江西的防务主要依靠湘军，加之曾氏为陈启迈开列的几项罪状令咸丰皇帝感到十分恼怒，所以该奏折一上，效果立竿见影——陈启迈被革职，恽光宸被撤任，均听候新任巡抚文俊查办。从此以后，曾国藩便与江西官场结下了深深的“梁子” 。纵观曾氏的这篇奏折，表面上看是曾国藩对陈启迈为人、为官乖谬荒诞的控诉，但实际上反映的则是湘军与江西官场在资源分配上的深层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