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江西官场的三次冲突( 三 ) 曾国藩|与|江西|官场|的|三次

【曾国藩与江西官场的三次冲突】第三次冲突发生在同治二年（1863年）。此时的江西巡抚已经由柔懦无能的毓科變成了个性鲜明的沈葆桢。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进士出身。沈是名臣林则徐的女婿，本身极有干才，也颇得曾国藩的赏识。沈的政治前途更与曾国藩有着莫大关系：曾国藩曾调沈入湘军并委以重任，后更对其大力保举，令其升任封疆大吏。按常理，对一个于自己有着知遇、提携之恩的“老朋友”“老领导”，沈葆桢应该心怀感恩，对湘军也应给予全力支持。但事实并非如此，曾、沈二人的矛盾自沈葆桢就任江西“一把手”的那天起就开始累积。同治元年（1862年），沈葆桢以江西本省防军需要军饷为由，截留漕折每月四万两，这已经引起了曾国藩的不满。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矛盾越积越多、越积越深，至同治二年八月达到“爆点” 。这次的导火索，是九江海关道蔡锦青的“自作主张” 。同治二年，湘军江忠义、席宝田两军奉命赴援江西。该两军战力较强，在江西虽为“客兵”，却颇为沈葆桢所倚重，沈曾许诺以全部的九江海关洋税供养二军。江、席两军虽也出自湖南，但其系出湖南新宁“楚勇”一脉，与曾氏湘军有着较大区别。江西财力有限，作为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沈葆桢首要考虑的自然是江西的利益，因此也就对直接保护江西本境安全的“楚勇”更加偏爱，也就更加愿意支持，而曾国藩的湘军，此时自然就要往后靠了。这个决策本是江西官场的一致默契，然而九江海关道蔡锦青为讨好曾国藩却擅自更改，其准备以“三分之法”，将该关洋税的三分之二解给江、席，三分之一解给曾国藩，并于同治二年的八月，不经沈葆桢的批准，将一万五千两税银解至曾国藩大营。沈知道后，勃然大怒，不仅将这个不听招呼的下属狠狠训斥一通，更是发去咨文对曾国藩进行了严词质问。后来是曾国藩委曲求全，不仅答应沈葆桢九江洋税可尽数解给江、席两军，而且已经解来的一万五千两也可以还回去。但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曾国藩向清廷上《沈葆桢截留江西牙厘不当仍请由臣照旧经收充饷折》，极力为自己辩护和争取，并暗指沈葆桢做事霸道且不顾大局。该奏折一上，无疑是将二人的矛盾公诸天下。眼见两位身系江南安危的重臣要“打架”，清廷不得不赶紧出面调停，最终议定江西所征厘税由江西省和曾氏大营各提一半，另再拨轮船经费五十万两给曾国藩。至此，事情虽告一段落，但沈葆桢的不念旧恩、不讲情面，让曾国藩感到极为难堪和恼怒，二人的关系自然也就很难再回到过去。
以上曾国藩与江西官场的冲突，从表面上看，似乎很难理解曾国藩为何总爱与江西官场，特别是江西官场的高层官员过不去，不惜为自己和湘军设置难题和埋下隐患，但不管是对于陈启迈和恽光宸的严厉参劾，还是对于张集馨和张敬修的查办和声明，还是对于沈葆桢的据理力争和指责，说到底还是双方在资源分配的深层矛盾无法得到根本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