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这样写司马光我|为什么|这样|写|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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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立志为司马光作传的最大動力来自时代——我们身处忧思与改革的年代。我们应当相对理性地于“实事”中， “求是”地认识司马光和他的时代。
司马光所处的时代，矛盾重重，改革声浪高涨。如何化解矛盾，让本朝长治久安，走出“朝代更替” ，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念兹在兹、不敢稍有遗忘的大关怀。我固执地相信，就在那个时代，曾经存在着一种可以把这个王朝带出“朝代更替”宿命的力量，这些力量包括：尊重制度与传统的皇帝，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官僚群，包容异见、接纳批评的政治风气与政治制度。
1043年至1044年，在仁宗大力推动下，范仲淹、富弼主导了一系列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这是一次最为“对症下药”的改革，它触动的是上层的利益。按照通常说法， “庆历新政”以改革派被赶出朝廷而宣告失败。但是，细读历史，你会发现， “庆历新政”的结局绝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失败”——十多年之后，改革派重返朝廷，多项改革措施重新推开，只不过姿态更低，步伐更为稳健、更加有力。改革需要决心和勇气，也需要对现存状态的尊重，更需要长途跋涉、长期战斗的耐力。司马光是“这一派”的改革者——如果我们不把“改革”跟“王安石变法”划等号，只用“改革”的原意“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 ，那么，司马光完全可以称为“改革者” 。
在我看来，仁宗朝也许取得了帝制时代儒家政治所能取得的最好成绩。“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悻，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一种并不纯净整齐的中庸的美好，背后是复杂的人性与更加复杂的利益缠斗。司马光和他曾经的朋友、后来的对手王安石都是仁宗朝宽容政治的产儿。只可惜，这种宽容经这两个人的手走向了终结。宽容的政治培养出不宽容的政治家，最终埋葬了宽容。
皇帝制度是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的最大前提。古代至少有两种皇帝：第一，是作为国家和朝廷象征的抽象的皇帝;第二，是宝座上那个具体的人。在整个帝制国家，抽象的象征性的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因而是政治斗争中唯一可称“公正无私”的最高仲裁人。当然，宝座上那个具体的人能否承担这种责任是另外一回事。儒家信奉的是君子政治、贤人治国。谁有资格判定人物贤愚，区别君子小人？说到底，只有皇帝。宰相大臣的判定资格是不完全的。一个不避群议、以选优汰劣为己任的宰相，最有可能受到的攻击就是“结党营私” 。唯一可以为他辩白的人只有皇帝，只是这皇帝最忌讳的恰恰是朋党政治。“庆历新政”的搁浅，范仲淹、富弼的下台皆植因于此。宰相大臣不结党，政见可以不同，却能共商国是，皇帝保持中立，君臣间保有起码的信任，国家才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