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这样写司马光( 二 ) 我|为什么|这样|写|司马光|

作为一个尊重历史、通达古今之变的人，司马光深知在宋朝之前没有一个朝代做到了长治久安。诚实的历史观察与大宋忠臣的美好愿望始终矛盾。从实践上看，司马光选择的是规劝、引导具体的皇帝扮演好抽象的角色。从担任礼官开始，司马光积极参与批评朝政缺失。只不过，跟包拯的大炮轰鸣、欧阳修的敏锐高调相比，司马光的谏议风格是温和理性的，他总是站在皇帝的立场、说着为皇帝打算的话，他甚至能够把皇帝尚未作出的英明决定描绘成一幕歌功颂德的话剧，最终把皇帝拉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司马氏谏书真是提意见的最佳范本。
但是，司马光也许真的不是上佳的宰相人选。他的成长过程太单纯、太顺利，他是一个高级官员的小儿子，从小受到父亲的庇佑，父亲去世后又得恩师庞籍的提携照顾。如果跟王安石相比的话，司马光独当一面的地方工作经验，以及实际行政工作历练都太过缺乏。说到这里，还得回到“时代”的话题——到司马光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完全没有家庭背景的人已经很难上得来了，司马光是“官二代” ，王安石也是。“官二代”意味着优质的教育条件，广阔的人脉资源，以及自幼的耳濡目染——即使选拔制度完全公平，他们也有更多机会胜出。仁宗朝的游戏规则基本还算公平。司马光从父亲和恩师那里得到的，基本上是正面的官场教育。这让他对“诚实”“孝道”“守职”等道德信条终生保持了坚定信仰，也让他在现实政治的“灰色地带”面前痛苦不堪。恩师庞籍违反制度，私藏文书，让司马光对其免于处分，给他带来了一生之中最大的痛苦和纠结。他的纠结多半来自内心，是内在的崇高道德标准与灰色现实之间的冲突，我们甚至可以说司马光有“道德洁癖” 。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这也许并非好事。
【我为什么这样写司马光】（摘自《北京日报》）
欧阳修在翰林院任职时，一次与同院三个下属出游，见路旁有匹飞驰的马踩死了一条狗，就提议大家来记述此事。其中一人说：“有黄犬卧于道，马悚，奔逸而来，蹄而死之。”另一人接着说：“有黄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最后一人说：“有犬卧于通衢，卧犬遭之而毙。”欧阳修笑道：“像你们这样修史，一万卷也写不完。”三人连忙请教欧阳修如何说，欧阳修回答：“‘逸马杀犬于道’ ，六字足矣！”三人听后脸红地笑了。（摘自《传奇故事·国学百家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