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没有一个“专职”的书斋( 二 ) 始终|没|有一个|“|专职|”|的

书斋，是贮藏书籍的地方，也是个人诵读的地方。它是一种私人的小图书馆。古人称赞读书的理想环境是“明窗净几” 。我现在的卧室兼书斋，东面有个玻璃窗，南边也有玻璃的门（晒台门）和窗，窗外有几株高耸的合欢树。室内有一张旧书桌，原来相当宽，但是大部分的位置都给堆积的资料包、书籍、信件等占去了。好在仍然剩下一尺见方以上的地盘，可以让我放上一两本掀开来读的书。只要读的书能增益，启发我的心智，或者能掀动我的感情、想象，我就会沉醉在那里面。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们拿起一本书来读，从中采取一定的知识或资料。这种有明显目的的诵读，自然是不可少的。我近年多数时间的开卷活动，大都属于这一类。但是，并不排除在书堆里偶然取出一本来诵读或吟咏。这样做既摆脱了那种“赶任务”的拘束，又能从容涵泳，心灵上的收获就可能更加深切，味道也可能更加渊永。可惜这种读书的时候太少了。我们不但在生命上是匆匆的过客，在活动上也是处于“责任”笼子里的一头动物呀！—不过让我补说一句：这种责任是我们自觉的。
读书博览与精读的辩证法关系，古代的学者已经早见到了。长时期以来我虽然有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但是，在买书和阅读上我是主张开放主义的（自己基本上也是这样做的）。见识面太狭，即使专业学识比较深湛，也是有缺陷的。因为知识领域虽然可以（也必须）相对区分，但是它们中间往往却是相连、相通的。知识面太窄，就处处隔绝了。古人所以讥笑“孤陋寡闻”，原因就在这里吧。跟博览相联，我也主张精读。西洋有句名言，大意是留神那熟读一本书的人。我们知道世上的确有些大学者、大作家，他们是从一二部名著里获得无穷益处的。据说清末民初古文家（也是个有名翻译家）林纾，他晚年书桌上只放着一部《史记》。我们不能说，林先生生平只读过这部古史籍，也不能说他晚年古文的好处只得力于太史公书。但是太史公书，对林文的谋篇、布局和措辞等，曾给予不小影响，大概是无疑的。有一部书是从青年时起就爱读它，一直到现在仍放在我的床头书案上（现在手边的两个本子，是第三四回新购的了），那就是王渔洋编的《唐人万首绝句选》。我现在偶然把它吟詠一两页，仍觉得有所会心。另外一部，是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这本书，在过去四五十年里，我反复读过许多次。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它是教我懂得唯物论艺术理论的启蒙老师，到今天它还不失为我学术上的益友。
书斋，一般又是主人文字作业的工场。我的一些科学论文和文艺作品的写作，差不多都是在那“兼职”的书斋里完成的。说到写作，我觉得自己有个习惯（不知道应该说是好或坏的习惯），那就是写文章，除了事前有个题目和大致构想（有时也草出大纲）之外，那些具体的意思、段落以至词句，都是坐在书桌前，正对着稿纸，一面执笔，一面抽思，断断续续逐渐构成的。第一次出来的是极潦草的、给自己看的草稿。第二次抄正后，再加以仔细改订方算了事。记得青年时写过许多散文或论文（诗歌作品例外），都好像没有这样折腾、费劲。像上说难产状态，我想案上的灯光或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如果它们有知觉，也许会偷偷地笑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