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与“资治”：司马光与他的时代 “|忧患|”|与|资治|司马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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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于1019年出生，1086年去世，正值宋真宗晚年到哲宗即位初期，这一时段基本上是北宋王朝的前中期。宋代是社会经济、制度建设、科技文化领先于世界的时期;同时也是周边被挤压、内政因循求稳、面临严峻挑战的时期，战略格局与政策应对有诸多问题。
【“忧患”与“资治”：司马光与他的时代】北宋王朝建立八十年之后，长期积累的内外矛盾愈益突出，改革的呼声逐渐高涨，范仲淹等领袖人物被推举出来，开始推行新政。“庆历新政”的主要纲领目标，是希望“法制有立，纲纪再振”，也就是要回到祖宗朝那样的“理想状态”下。司马光没有机会和范仲淹等人共事，但是他对范仲淹等人十分敬仰、钦佩，认为“范公大贤” 。
“庆历新政”进行一年多就中止了，学界通常称之为“夭折”，但是新政揭示出来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一些青年官僚经常讨论国事方针，感觉迟早还是要有改变。当时有所谓“嘉祐四友”之说，指的是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和韩维，他们曾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司马光、王安石彼此之间都怀有钦敬之心。
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主持“熙宁新法”的时候，已经是“庆历新政”二十五年之后，此时范仲淹已经去世了，他当年的同道，像富弼、欧阳修、韩琦这些大臣都还在，但是他们这个时候都已经超过六十岁了，可谓垂垂老矣，对于国政也有了另外的主张。神宗器重的王安石和司马光都竭诚国事，都观察到当时纲纪隳紊、风俗弊坏等问题，但对于治国理政的路径，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略，意见全然不同。
面对内外重重矛盾，王安石秉持“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坚持推动新法;司马光却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主张稳健缓进。针对国家财政问题，王安石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开源重于节流;司马光则认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朝廷所谓“理财”无异于盘剥，对家国民庶并非益事。司马光曾经有书信劝诫王安石，王安石则断然拒绝了司马光的意见。两人自此分道扬镳。宋神宗希望把他们都留在朝廷，但是两个人坚决不同意共事，神宗最终选择了主张变法的王安石。
这一期间司马光身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在讲筵为神宗讲授《资治通鉴》。时人曾经称道说：“司马公，所谓‘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以御史大夫、谏大夫执法殿中、劝讲经幄用，则前无古人矣。”从《司马光日记》和《手录》里可以看到，神宗经常征询司马光对于政事的意见，司马光对神宗的态度也坦率诚恳。其后，司马光未接受枢密副使任命，曾经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后来到洛阳，开始专心致志地修撰《资治通鉴》，一去十五年。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哲宗继位，政权掌握在太皇太后高氏的手里，倾向于维护“祖宗之法”的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等人被召回朝廷，政局发生了明显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