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资治”，首先是士大夫的自觉意识;如何资治，当然关系到治理者的襟怀、见解、能力等 。《邵氏闻见后录》中记载，北宋后期有人跟刘安世说：“三代以下，宰相学术，司马文正一人而已 。”刘安世回答说：“学术固也 。如宰相之才，可以图回四海者，未敢以为第一 。”也就是说，历代宰相中，司马光学术上确实很强，但是作为宰相，才干能力应该能够统驭四海，司马光可能算不上第一等的人才 。
司马光是一位注重纪纲、正派端方的人物，为人处事笃实精勤 。他的学术指向，在于经世致用;他关心国家盛衰，关注生民休戚，也注意是非细节 。他编修《资治通鉴》，不为褒贬好恶所拘，不逢迎不曲解，将严肃的考辨研究引入史学编纂 。他不仅关注历史过程，编修《资治通鉴》、撰著《涑水记闻》，也曾编修《书仪》《家范》;他对于礼仪轨范、名分次序、伦理道德的重视，都证明了他毕生关注的重点所在 。他心目中的“资治”，意义所及，不只在于政治、军事、国家财政，更在于“理想秩序”的建立 。在《资治通鉴》卷一，他就指出：“何谓礼？纪纲是也 。何谓分？君臣是也 。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可以说是忧勤惕厉，念兹在兹 。
现在可以看到存世的司马光尺牍、手稿，字迹端劲方正 。另外，跟他的仕履有關的有：日本熊本县立美术馆收藏了熙宁二年（1069）司马光充史馆修撰告身，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元祐元年司马光拜左仆射的告身 。
总体上看，司马光是北宋中期士大夫的典型代表 。苏轼称赞司马光“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诚心自然，天下信之” 。我想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
（摘自《文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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