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司马光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就是当时的首相，达到他仕履的巅峰 。他回朝后提出的“十科荐士法”等建议，都被陆续采纳，新法也先后废罢 。当年四月，王安石去世了 。此时司马光身体已经非常不好，无法上朝，但他还是手书致函另外一位宰相吕公著，称“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建议“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对王安石有很高的评价，希望朝廷优予追赠 。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光作为政治人物的磊落情怀 。
同年九月，司马光去世 。之后，北宋政治又有很多波澜和翻覆，包括徽宗时期蔡京等人操弄的“元祐党籍”党同伐异事件，司马光等人被追贬……这些都是司马光的身后事了 。司马光离世四十年后，沉溺于“盛世”幻景中的北宋王朝，大厦轰然倒塌 。
宋代的士人文化与前代有高度关联，特别是中唐以来，经过五代到宋，有延续也有变革，文化特色形成于整体的嬗变背景中 。日本学者曾经提出“唐宋变革论”，葛兆光老师也说“唐宋文化的嬗变，在中国文化史上也许是最值得研究的题目之一” 。变革涉及很多不同的方面，大体的趋势是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 。
宋代内部的政治环境还算稳定，北宋前中期的文化气氛也相对宽松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士人群体比较活跃，社会充满了活力 。
许多士人通过科举脱颖而出，对于时代体制有高度认同，对“家国”“天下”有强烈的关怀 。其中的优秀者以天下为己任，这种责任感集中体现于集体性的忧患意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不仅是范仲淹的高尚情操，像王安石、司马光等人，也都有由当时国家的格局背景所带来的强烈忧患意识 。唐末五代的纷扰、北方政权的压力、社会内在的矛盾，在他们心中一直徘徊不去 。
宋仁宗后期，王安石给皇帝的章奏中即指出，国家“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司马光也说：“上下一千七百馀年，天下一统者，五百馀年而已 。其间时时小有祸乱，不可悉数 。”他又在《稽古录》中说：“自古以来，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也 。……可不戒哉！可不慎哉！”熙宁年间，有关变法利弊，他也曾经对宋神宗表示：“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 。”“资治”的意识，正是在戒惕忧患、期待治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即便政治上失意之际，他们仍然不放弃自己的治国理念，对于学统、道统仍然有所坚持 。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史家，他从不讳言内心认知：“史者，国家之典法也 。”韩琦也曾经说，修史是要树立“万世法” 。这是士大夫集体性的政治责任感 。神宗皇帝把司马光进呈的《通志》赐名为《资治通鉴》，事实上司马光本人以史“资治”的意识也是很强的 。司马光的“资治”意识，不仅体现在《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也不仅体现在这一部鸿篇巨制里，应该说，他的言行举止，和当时许多士人一样，处处都有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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