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图片

我和野岛刚老师约着一起去中国研究所 。
文京区是东京的核心区，很多文化机构都设在这里 。和附近的东京大学比起来，中国研究所就显得太过寒酸了 。那是一栋两层小楼，楼道狭窄，演讲的地方是一间会议室，只有十几个座位 。在东京，“高大上”的中国研究基地有好几家 。这一家是最特别的，也是最古老的，研究所的老师骄傲地介绍：它成立于1946年 。
说是演讲，其实是小范围的交流 。当天来了15个人，除了两位媒体人士，其他都是对中国课题感兴趣的大学教授 。一位长者看上去已经80多岁，有些耳背，听的时候一只手始终放在左耳边，演讲结束后还非常认真地向我提问 。
这次演讲，我还挣了2万日元 。理事长杉山文彦带着歉意说：“在日本，演讲费用通常比这高，不过我们真是没钱啊 。”后来我了解到研究所的经费来源，感到抱歉的就是我了 。
所有的研究员都不从这里拿一分钱，并要缴纳会费 。最贵的是“赞助会员”，每年10万日元;接下来是“所员”和“研究会员”，分别是2.4万日元和9600日元 。福利是可以看研究所的藏书和资料，但要从事编辑这种义务劳动——这个研究所每月出一期《中国研究月报》，每年出一本《中国年鉴》 。
我查到一份2015年的贷借对照表，那一年研究所的经费是1600万日元，换算成人民币也就100万元 。研究所的家底就是这栋老房子和这块地了 。据说每年的会费还不够当年的开销，靠着成立时募集的那笔钱，研究所才能支撑到现在 。
演讲后，大家一起吃饭，我提了一个建议：这样的机构可不可以和政府或者大企业合作，以更好地解决经费问题？一位教授自嘲道：“我们这些臭知识分子就是有些臭毛病，不愿意拿政府和大企业的钱 。”机会也不是没有，但不管是谁担任理事长，对这样的事都不太上心 。
这正是中国研究所这类一般社团法人的可贵之处 。说穷酸也好，说洁身自好也罢，最终研究所保持了独立性 。或许正是这种独立和清白，才吸引了那些教授贴钱、贴时间编杂志和年鉴 。
吃飯时我们还喝了一种叫“晴耕雨读”的日本酒，大家都对这种酒的名字赞不绝口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读书人都有这种朴素的追求吧 。70多年过去，几代研究员前仆后继，虽然从空间上看，研究所是逼仄的，但从时间的意义上看，这是不朽的事业 。
参加饭局的一共5人，除了我和野岛先生，另外3个人分别是研究所的理事长、常务理事以及重量级的研究员 。最后，大家AA制，分摊了饭局的花费 。“真不错，这顿饭并不贵 。”大家都说 。
【不朽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