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期诗词大会，领略感受中国诗词大会读后感500字( 九 ) 第4期诗词大会

这一时期除上述三大诗社外，还有其他一些诗社，其中有影响的有1958年由羊令野、罗门创办的《南北笛》；1962年7月由陈敏华、古丁、文晓村等创办的《葡萄园》；1964年6月由吴瀛涛、桓夫、詹冰、林亨泰、白、锦连、赵天仪、薛柏谷、黄荷生、王宪阳、杜国清、古贝等十二位台湾省籍诗人发起成立的“笠”诗社。《南北笛》以联络各家各派诗人为目标。《葡萄园》主张新诗的“明朗化”与“普及化”，提出诗人应“认识传统”并“建设中国风格”，基本上它的精神是对现实乡土的关怀，它对七十年代台湾新诗发展有一定的影响。“笠”诗社创办时正值“蓝星”与“现代派”停刊，“创世纪”日渐式微之际，因此显得十分引人注目。它的出现是台湾本土诗人首次大规模的结合，标志台湾新诗本土意识的觉醒，诗社的《笠》诗刊（双月刊）亦成为当时台湾最有影响的诗刊之一，“笠”初期持中庸的立场，打出现实的精神，现代的技巧旗号。七十年代便公开宣称是“以台湾的历史的，地理的与现实的背景出发；同时也表现了台湾重返祖国三十多年来历经沧桑的人的心路历程” 。他们的作品富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注重反映现实人生，题材生活化，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语言也较朴实，口语化。“笠”诗社的文学活动，为台湾新诗开辟出一条回归乡土的新路径，揭开了当代台湾乡土运动的序幕。
（二）现代诗的两次论争
1956年到1966年间，“现代派”，“蓝星”和“创世纪”三大同属现代派的文学团体因对现代派的一些文学主张和理论观点各异，其在创作路线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和矛盾，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期间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激烈论争，影响甚广。
一次是在1957年。1956年的纪弦主持“现代派”提出现代诗的“六大信条”时，他推行“横的移植”，反对“纵的继承”的主张，引起了很多诗人的焦虑。针对纪弦的主张，他们纷纷口诛笔伐加以声讨，尤以覃子豪表现最为活跃。他在1957年出版的《蓝星诗选》“狮子星座号”中发表《新诗向何处去？》一文，对纪弦的主张提出质疑，他在文中指出“外来的影响只能作为部分之营养，经吸收和消化之后便为自己的新血液。新诗目前极需外来的影响，但不是原封不动的移植，而是蜕变，一种崭新的蜕变” 。此文表达了他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扬弃态度。他认为，“中国的新诗是中国的，也是世界性的，惟其是世界性的，更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覃子豪的文章发表后，纪弦著文激烈地反驳，纪弦的文章又引起覃子豪的反击。“蓝星”的其他成员如罗门、余光中也发表文章加以攻击，这场论争持续至1958年底才结束，由于双方态度激烈多于冷静，虽唇枪舌箭，但对一些重大问题仍未做出深入探讨。
另一次大论争发生在1959年至1960年间，这次论争逐渐引起社会上，特别是一些大学教授和专栏作家们的关注，关注的焦点问题仍是如何对待传统。1959年7月，成功大学教授、女作家苏雪林在《自由青年》上发表《新诗坛象征派创始者李金发》一文，对台湾现代派诗追本溯源，抨击台湾现代派诗“晦涩暧昧到了黑漆一团的地步”，尖锐地指出了自三四十年代大陆象征派诗人李金发为起始的中国象征诗派的流弊。她称象征诗的“幽灵”飘过海峡，又在台湾“大行其道” 。覃子豪颇为不满，发表《论象征派与中国新诗》一文，苏雪林又发表《为象征诗体的争论敬答覃子豪先生》，覃子豪又回以《简论马拉美，徐志摩，李金发及其他——再致苏雪林先生》。随后几位专栏作家的加入，使这场论争走向了高潮。1959年11月，《中央日报》副刊登载言曦的《新诗闲话》、《新诗余谈》。这前后还有寒嚼《四读现代诗》、《所谓现代诗》等文发表。他们批评了现代派诗对传统的背叛，消极颓废的思想和极恶劣的现实逃避，这些激烈批评和全面否定，震撼了诗坛，引来了现代派诗人规模浩大的全面反击。在这些文章中也有些可取的论述，如余光中对传统、西方与现代都有极清醒且独到的认识。但现代派诗人的反击，仍是明显的打破传统鼓吹西化，那些观点多与西方现代主义诗观异曲同工。
这两次现代诗的大论争，并未遏制现代诗背离传统和步趋西洋的道路，以至恶性发展到使许多诗严重西化，内容虚无，形式晦涩，逃避现实，脱离读者的境地，这两次论争对某些现代派诗人纠正其艺术观方面的偏误也不无裨益。如纪弦后来就修正了自己的某些错误。1961年他在《新形式主义的放逐》一文中说：“现在流行的那些骗人的伪现代诗，不是我所能容忍所能接受的，诸如玩世不恭的态度，虚无主义的倾向，纵欲、诲淫、及至形式主义、文字游戏种种偏差，皆非我当日首倡新现代主义之初衷。”他在1965年甚至提出应取消造成诗坛重大偏差的名称“现代派”三个字。余光中后来也从恶性西化的泥潭中走出，开始回归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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