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诗词书法作品钱塘江边一首对联儿( 四 ) 钱塘江诗词书法作品

1913年10－12月，毛泽东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读预科时，留下了一本笔记。前11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后36页冠名《讲堂录》。从这些墨迹看，这个时期，毛泽东深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既潇洒飘逸，神采飞扬，又古拙可爱，质朴自然。
战地喜获《三希堂》
1927年11月，毛泽东上井冈山，在江西宁冈县砻市创办了第一个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笔墨纸张比较缺乏，有一次，一个学员提出用柳枝烧成炭可以写字，毛泽东在青石板上试了试，软硬适度，写出来的字还挺清晰。毛泽东满意地说：“倒真像墨笔哩！”他说，“敌人越是封锁，大家的办法就越多。看，封锁得同志们用木炭树枝当笔，在地上、石板上、沙滩上写字。这种笔墨纸张是用不完的。”
毛泽东走到哪里都在研究学习书法。红军时期他率部转战到贵州遵义县北娄山关时，见一石碑，上刻“娄山关”三个红漆大字，便问陈昌奉等：“娄山关刻碑干什么？”许多人回答不出，他便解释说：“关乃要塞重地也，是出入的通道，常以碑柱碑石为界，区分和标志地名。”之后，他向大家介绍了“娄山关”三个大字的特点和价值。他赞扬这三个字写得苍劲，像峻峰那样挺拔屹立，运笔如飞。工匠石刻也非常精美。他还反复揣摩，不断用手在笔画上临摹运笔走势，不时感叹：“可惜不知出自哪位名家之手，这碑又修建于何代。”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一套晋唐小楷一直带在毛泽东身边。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利用点点滴滴的时间写字，并且经常阅览法帖。当时延安的老百姓知道毛泽东喜欢写毛笔字，为表示对他的敬意，特地用一块古砖刻磨成一方砚石，送给毛泽东。可惜，这方砚台在后来转移时丢失了。这个时期，毛泽东的书法创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以行草为主，用笔恣肆，刚劲挺拔，大气磅礴，形成了个人的独特风格。
1937年平型关大捷后，一位青年作家奔赴延安的途中，从被日军炸毁的废墟中拾得四册名著及《石索》、《三希堂法帖》各两卷，如获至宝。他不辞辛苦，带到了延安。一天，素有“长征才子”之称的朱光和那位青年作家谈得投机，便引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一见如故，殷勤款待。青年作家感动不已，便将自己挎包中那辛辛苦苦背到延安的“宝贝”一股脑儿掏了出来，欲赠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不料一旁的朱光手疾眼快，一把将书夺了过去。“见面分一半！”朱光面无愧色。“谁说应该归你？……”两人互不相让。青年作家连忙调停，结果是平分秋色。毛泽东得到了两册名著和《三希堂法帖》。
博览群帖取精华
在毛泽东丰泽园故居的书房里，至今仍然存有毛泽东读过的大量字帖和书籍。其中有规整秀丽、形意翩翩的汉代隶书，又有妍美流畅的“二王”法帖；有厚重雄劲、气势磅礴的楷书墨迹，也有逸势奇壮、应手万变的“狂草”，还有在中国书法史上独树一帜的宋徽宗“瘦金体”法帖；不但有中国历代名家的墨迹、法帖、碑文拓片，还有中国历代书法理论著作。因此，毛泽东可以说是“神游书海目览千帖。”
1949年，毛泽东阅读法帖更多更勤了。二十来年的时间里，他读过的帖约有近四百种。“二王”帖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是他时常披阅的。他在访苏的短暂而紧张的日子里，也未忘随身带几本《三希堂法帖》。《三希堂法帖》为清乾隆时期搜集刻印。乾隆皇帝得到晋书法家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鹮《伯远帖》珍贵墨迹三种，很是欢喜，名其收藏处为“三希堂” 。乾隆将这三种法帖与内府收藏的自魏晋至明代著名书法家的作品三百四十余件，各种题跋二百余件，汇集刻印，而以《三希堂法帖》命名。这是我国一部书法巨制。1958年，毛泽东请田家英向故宫博物院“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其中就有《三希堂法帖》。
毛泽东读帖不重版本是否珍贵，而着眼于分析各家的长短，体其风貌，察其用笔、结构、章法等，吸取其精髓，以丰富自己的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中，毛泽东最喜爱的是草书。而在草书中，毛泽东又最喜欢怀素。毛泽东对怀素的《自叙贴》、《论书帖》、《苦笋贴》等百读不厌，爱不释手。1974年，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访华时，毛泽东在书房里接见了他。亲切交谈之后，还特地赠送给他一本自己喜爱的《怀素自叙帖真迹》，大平正芳十分高兴。
如果拿毛泽东的草书和怀素的《自叙帖》相比，我们不难看出，其中很多字不但形似，而且神似。田家英就认为：毛泽东的书法，特别是草书，和怀素《自叙帖》有相同的地方：一是笔画都较细圆；二是字形都较大；三是在大草的布局上，都采用了行行逶迤、翩翩恣肆的写法；四是“神”上很相似。毛泽东热爱怀素的狂草，但他又不拘泥于此，勇于创新，逐渐形成了自家的“毛体”，正如他常对秘书所说的那样：“如果每个人写的字都和字帖或是某人的字一模一样，那书法就停滞不前，没有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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