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翰笙的诗词写兄弟决裂的诗句( 五 ) 阳翰笙的诗词

10天结束5 年多的五七干校，其繁忙紧张可想而知。
回到北京后，心中长出了一口气，忙完交结帐目等事后，不由惦念起今后路在何方、到哪工作？名义上“分办”划属文化部，可与文化部在职人员是两码事，人家不理不睬，更不安排工作。我又想到郭小川，还想能否去《体育报》？遂给他永安路的家写了一封信。很快收到他热情的回信，内容记得是：现在形势有变，庄（则栋）也今非昔比，约我去他家谈谈；同时，要我将附信转给我的芳邻、与阳翰笙同住一座楼的吴雪。
我代转了信，按约定时间去了永安路郭家，还是那两间房，不过比两年前整齐像样了。郭小川不在，郭夫人杜惠抱歉地说：“真不巧，乔木同志找他谈话，他去了，累你空跑。只好再找时间。”那时，我们都没有电话，联络并不方便。
不几天，就听说他去河南林县蹲点深入生活去了，而且是中央组织部的安排。郭小川这一级干部是归中组部管，但他的关系却在文化部。后来得知，他回到北京，并没有在文化部干部分配办公室报到，有如马彦祥、吴雪、王子野、冯牧一样，而是直接调往中央组织部。显然这是中央领导人过问的结果，而且这是一种保护性措施：“分办”隶属于会泳的文化部领导，搁在文化部还难逃魔掌；到中组部又安排从速离京，“四人帮”于会泳等想再整人也鞭长莫及了。
也就是从1975年10月团泊洼一别后，我再也没见过郭小川。而后，郭的信息也逐渐绝迹了。
然而，到1976年9 月，郭小川却被旧案重提。
我们在“分办”的日子并不好过，名为“学习待命”，实为“二等公民”备受歧视。1976年初周恩来病逝后，紧接着天安门“四五”事件，一浪高一浪的“批邓”，大家只是应付表态。到夏天唐山大地震后，于记文化部突然对“分办”“关心”起来，以分配工作为诱饵，办“批邓学习班”，全体参加，要求“首先分清路线是非，别站错了队”，派来了强大的工作组。还是从追查“传谣”、“去没去天安门”开始，人人交待检查。但大家大多虚与应付打太极拳，一个月过去，没有什么大进展。
9月9日毛主席病逝，对大家震动极大，觉得“批邓”是毛主席部署的，再隐瞒如何对得起毛主席！工作组藉机施以高压，不少人的思想也被搞乱了，有人在为毛主席守灵时，突然痛哭失声，交待出去过天安门还拍了照。一些“可疑”的“右倾翻案”线索也被提出来，其中就包括1975年夏秋郭小川在团泊洼的活动是不是“属于右倾翻案风” 。
工作组似嗅觉灵敏的猎犬，立时抓住紧咬不放，一些与郭小川来往较多的人马上受到盘问、紧盯以至“隔离审查”：钟灵被扣起来了；冯牧被追逼得一日三惊；连我这普通人，与郭有所接触却无深交的，也被盯住。工作组找我谈话，问我郭小川回京后与他有哪些联系。显然我去过郭家已有所泄露，也许是我嘴不严自己说出去的。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我，认为文化部工作组是代表组织，对组织就要忠诚老实，遂承认去过郭家，只是没见着他。“怎么去的？”“他来信约定时间。”“信里说了什么？”“除约我聊聊外，还托我转信给吴雪。”此话脱口而出，立时发现失言了，虽是事实，却等于攀扯到吴雪。再逼我交出郭小川原信，我推搪说：“卷烟抽了。”
“分办”的情况立时引起于记文化部的注意，于会泳、张维民、浩亮、刘庆棠，听取坐镇指挥的办公厅主任、来自部队的侯再林汇报后，兴奋地大叫：“‘分办’有大鱼，顺线往下摸！”
1976年国庆后，我们被大整特整，“分办”人人自危，已到中央戏剧学院任职的吴雪受到追查。这是我造的孽，致使他对我很有意见；10年后，纪念粉碎“四人邦”10周年时，我任职的《戏剧电影报》组织专版，我找从文化部副部长卸任的吴雪请他就此事写文章，并说明原委当面道歉，吴雪很爽直：“这也不怨你，我也要向你道歉，可能也因我的意见而影响了对你的使用。文章我写，你一切都知道，干脆你代笔。”当晚文章在他家很快写好，吴雪很满意，签了名。从此我们化开了疙瘩，成了亲密的忘年交。
就在风声鹤唳之际，1976年10月6 日“四人帮”被粉碎，于记文化部随之垮台，中央派华山、石敬野、党向民，后又加贺敬之进驻文化部，于、张、浩、刘、侯立时成为阶下囚。“分办”的紧张阴霾一扫而空，大家从心眼里感受到：这真正是第二次解放！
1976年10月下旬，北京举行欢庆粉碎“四人邦”的3 天大游行。“分办”隶属文化部，还要随文化部队伍行进。

阳翰笙的诗词 写兄弟决裂的诗句( 五 )

阳翰笙的诗词写兄弟决裂的诗句( 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