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综合症|苏联人的“巴黎综合症”

巴黎综合症（苏联人的“巴黎综合症”）
巴黎可能是一个危险的旅游地。据说日本人特别容易罹患医学上百思特网所谓的“巴黎综合症”，这种疾病会使那些期望值过高的人感到人格分裂、焦虑和晕眩。苏联人虽然不像日本人那么容易崩溃，但他们将巴黎视作文明、文化的朝圣地，在巴黎投资甚巨。尽管苏联对资本主义不屑一顾，但对西方文化遗产的深深尊重已融入了苏联体系。唯一的问题在于，苏联的边界是封闭的，斯大林对西方文化的高度欣赏只能等同于对退化的艺术“形式主义” ——也就是现代主义——的排外式恐惧。但在后斯大林时期，在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与西方和平共处”——正如埃利奥诺里吉尔伯德所说——与人类文化的“普遍性”和“世界文明”的价值一同成为了新的正统观念。

《有生之年看巴黎：西方文化影响下的苏联生活》书封，作者：埃利奥诺里吉尔伯德

【巴黎综合症|苏联人的“巴黎综合症”】

由英国文化委员会管理的文化交流活动是通过1959年的一项苏英协议建立的——1966年还是一名研究生的我是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受益者。这项文化交流活动补充了此前在全国学生联合会主持下组织的小规模访学，同时一项新的、谨慎的、鼓励性的国际旅游政策将外国人带到了苏联，也将有限的苏联游客在严密控制下带到了西方。
《外国文学》杂志向苏联读者介绍了欧洲和美国作家的翻译作品，广受欢迎（人们真正想读的杂志是一种稀缺商品）。在书中，苏联读者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斯科特、雨果、狄更斯、大仲马、巴尔扎克、吐温和雷马克的作品。在俄罗斯和苏联传统的鼓励下，苏联人按照文学作品来过自己的生活，并以虚构的主人公为榜样，他们满怀热情地进入了这些文学世界，发现了海明威笔下主人公模糊的情感困境，就像他们与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作品中“积极的英雄”宣扬的直接斗争一样。当海明威在1961年夏天去世时，苏联媒体“哀悼一位民族英雄的去世，这是海明威在美国和古巴之外都没有得到的待遇” 。《麦田里的守望者》发行了几个版本，发行量很大，但像往常一样，需求远远超过了供给，这本书的黑市价格几乎是官方价格的30倍。雷马克的《三个同志》于1958年以俄语出版，正如一位苏联当代人所说，成为“一代人的小说” 。它对男性友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退役士兵之间的友谊）和命中注定的爱情的描述被“视为一种启示……‘我们在雷马克中读到了我们自己，这部小说是关于我们的。'”
1957年8月的“莫斯科青年节”吸引了34000名外国人到莫斯科停留了两周，对西方的向往终于转化成了与西方人接触的狂喜时刻，这是一代人生活的分水岭。在此期间，对外国人的严格控制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消了：边境无需行李检查，无需填写货币申报单，甚至不需要正常的签证，任何被国际青年运动相关委员会选为代表的人只需从他们当地的苏联领事馆领取一张保证入境的卡。苏联无权否决由国家委员会选出的代表，即使他们被告知“可疑人物”正在路上——包括“来自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来自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人、来自西班牙的长枪党党员和来自英国的帝国忠诚者，以及来自世界各地虔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代表们可以自由漫步到莫斯科郊外的节日场所（比如莫斯科北郊的Khimki，1957年前禁止外国人进入，之后几十年也禁止外国人进入）。艺术节的艺术策划者们复兴了自20世纪20年代辉煌时期以来的前卫冒险精神，他们灵感迸发，将卡车和公共汽车画成了“橙色、蓝色、黄色、淡紫色”，并添加了“带有蓝色波浪条纹的异国花卉、鸟类和蝴蝶” 。对习惯了单调和灰暗颜色的人来说，这是彻底的文化冲击。一名莫斯科人回忆道：“以前，我们在莫斯科只知道伪装过的卡车，好像它们都做好了接受紧急动员、开到军队里去的准备。”
尽管有三万名共青团员在街上排队维持秩序，莫斯科人和西方人之间的第一次相遇依旧是狂热的。当涂上“不可思议颜色”的卡车把代表们从城市北部的酒店带到南部新建的卢日尼基体育场参加开幕式时，人们——甚至共青团员——爬上卡车，把花束推到公共汽车的窗户上，把西方人拉出来拥抱，并被拉进即兴的舞蹈和歌唱中。莫斯科街上的一幅标志性图像显示，两个美国女孩手牵手跳舞，其中一个赤脚，而一个美国男孩在班卓琴上演奏着俄罗斯民歌“喀秋莎” 。